始于2009年的中国足坛扫赌打黑风暴，在长达两年多的调查审理后，终于迎来了一审终结。6月13日，两位中国足协前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南勇一审均被判刑十年六个月。中国足坛昔日呼风唤雨的人物杨一民、张建强、陆俊等人此前已分别受到了法律惩处。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在震惊、痛惜之余，应该深刻反思中国足球，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唯有如此，中国足球才能触底反弹，获得重生。

　　反思之一

　　足球主管为何纷纷倒下——必须彻底改变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的现有体制

　　3年前，南勇正式出任足管中心主任时，曾对祝贺他的熟人说：“说不定是坏事啊。”一语成谶。而他上任伊始用来形容中国足球的三个词“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和“举步维艰”，尤在耳边。

　　这不是个人的悲剧。中国足球界自1994年推行职业化改革至今，五位足管中心主任中就有谢亚龙、南勇两人倒在“中国足球掌门人”这个火山口上。

　　业内人士和专家的普遍共识是：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在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着体制上的先天缺陷，这不是导致足球腐败的唯一原因，却是根本所在。无论是“南头”，还是“龙王”，他们虽是体制的推动者，更是体制的牺牲品。

　　中国的职业足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个怪胎：一个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由重视政绩重于联赛利益的行政管理者所主导的“伪职业”联赛。足球管理部门“一套班子、几块牌子”的机构设置早已广受诟病。

　　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郝勤提出了一个问题：谢亚龙、南勇们，他们到底是一个公司的CEO呢？还是政府的官员呢？他们应该服从谁的利益？“中国体育制度的‘双轨制’必然产生如谢、南这样的官倒”。

　　在这两期的审判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黑哨”其实就是官哨——包括末代甲A上海德比的好戏和2009年中能保级的闹剧。有足球高层领导撑腰，“黑哨”才敢肆无忌惮，还能成为“金哨、银哨”。

　　至于足协领导们，虽然负责和主导联赛的运营，却不像真正的CEO一样为联赛的兴衰承担任何责任。体制成了“保护伞”。

　　郝勤说，中国体育的“双轨制”导致体育制度既没有完全实行商业化和职业化，而做的又是商业化的事情。“中国足球深层次的问题就在于此”。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消除和防止对体育市场资源的限制和垄断。”“四分开”应该作为包括足球联赛在内的职业体育改革方向。

　　反思之二

　　“海利丰们”及国企、房地产足球乱相——既要监管俱乐部，也要给俱乐部铺一条生存的合法路径

　　在中国足球圈里，青岛海利丰是一个怪异而短命的存在。

　　海利丰还在中甲存活时，往往上半赛季是冲超热门，但下半赛季成绩就直线下滑。随着司法机关的介入和中国足协的调查，其背后“玄机”也大白于天下——卖球赢利。

　　在短短20年职业化历史中，中国足球产生的诸多怪现象，可从“国企足球”说起。

　　新华社曾专门进行过报道调查，甲A之初，俱乐部基本是从各省市的专业足球队转变而来，大多是找一家企业冠名，然后由球队原属的省市体委系统派员负责运作。为了好成绩，一些国有资本在投资足球时往往互相攀比、不计成本，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烧钱”行为导致中国足球的发展环境越来越艰难。

　　俱乐部没有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没有赚钱的正常渠道，成本又被过度抬高，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但老板不想亏本，球员还想致富，只能走旁门左道了。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认为，俱乐部和联赛的财政健康是根本。“出现一系列恶性问题时，俱乐部正常的财政收入已经萎缩了，必须要找到其它办法来维持俱乐部的生存，赌球啊，拿比分换钱啊这些事就挡不住了。”

　　如今，房地产足球成为中超又一道景观，独领风骚者当属广州恒大。目前，房地产投资的俱乐部已占中超半壁江山。

　　中国足球一直是填不满的“黑洞”，作为暴利行业的房地产真肯用动辄上亿元的巨资“打水漂”？业内人士指出，房地产商不会真亏，其投资足球主要在于谋求间接效益，除了利用关注度追求广告效应外，还有取悦当地政府、争取政策支持的动机在内。

　　反思之三

　　联赛赔钱，球员毁牌，赞助商权益受损——职业足球是个综合体，只有每个单体都职业化了，分清职责，遵守规则，职业足球才能做到职业化

　　2011年12月19日，足球腐败案第一批案件在铁岭首次开庭时，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首个出庭的足协官员张建强身上，而差不多同时受审的李志民则被忽略了。

　　李志民，原陕西国力足球俱乐部董事长。1996年，37岁的他在三秦大地上扯起一面职业足球的大旗。2001赛季，国力创造了国内最火爆的“超白金球市”，即使如此，俱乐部仍在赔钱。

　　就在李志民产生困惑的第二年9月，陕西国力接受期望保级的四川冠城队50万元贿赂；两个月后，国力再次接受上海申花200万元的买球款。

　　这也成为李志民不久前站在法庭上的原因。

　　中国的职业足球一度是金光灿灿的。

　　中国足球职业化伊始，世界最大的体育和娱乐营销管理公司IMG就以一年120万美元承包费，每年20%递增的合同拿下头五年甲A开发权。那时候，联赛是绝对的卖方市场，想赞助的企业都需要排队等候。

　　幸福的时光是短暂的。2000年年底，为国家队备战世界杯考虑，足协抛出了联赛“2001年只升不降、2002年只降不升”的诡异方案，同时联赛赛程被“腰斩”。坏消息接踵而至，2002年年初，足协宣布甲A联赛电视转播权由足协统一开发，由于转播费与央视没有谈妥，当年前6轮联赛没有直播。当年年底，百事单方面宣布暂停对甲A的赞助。IMG也在2003年底合同到期后离开。

　　此后，前身为足协联赛开发部的福特宝公司直接接手中超联赛，结果西门子公司赞助了中超一年后就退出，翌年中超“裸奔”。中超公司取代福特宝后仍然换汤不换药，结果2006年拉赞助拉出了广受质疑的爱福克斯案；2007、2008年联赛冠名商改成金威啤酒，每家俱乐部得到了联赛史上最少的分红数额。

　　对此，易剑东形容中国足协是“自己搞不好，也不让别人搞”。

　　联赛成为足协的“提款机”和“征兵站”。与此同时，作为联赛主体的球员、球队和裁判，不职业和毁牌行为也越来越多。联赛曾经的金字招牌毁得差不多了。这其中有主管部门监管不力、不作为甚至沆瀣一气的主要责任，也有球员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

　　易剑东说：“国外足球俱乐部也有不少亏钱的，但中国是谁都不赚钱，这就不正常。”

　　俱乐部和投资人如何盈利，是中国职业足球必须解决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反思之四

　　“黑哨案”叫停成反面教材——绥靖政策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足球打假要真打、狠打、长打

　　比起2001年底爆发的“黑哨案”最终只有一个裁判龚建平伏法，这次的足球腐败案审理一查到底，大快人心。

　　2001年12月14日，绿城和广州吉利俱乐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自曝污点并揭黑，由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反黑序幕。最终，只有龚建平这个写了“忏悔书”主动交待问题的裁判受到牢狱之灾，反黑风暴草草收场。

　　对此杨祖武评论说：“中国足球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清理门户的大好时机。此后，中国足坛的假赌黑现象丝毫没有得到抑制。”

　　事实证明，打击体育作假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问题，应将其统一纳入司法、商业、税务管理系统，全社会应形成合力。

　　反思之五

　　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为何踢不好足球？——要改变足球政绩观，重长期基础轻短期成绩，切实落实“足球从娃娃抓起”，为中国足球的未来当铺路石

　　在法律上，“南勇们”的罪行是腐败，不是因为国家队成绩没搞好。

　　但包括足球在内的很多事往往如此，赢了一切好说，输了就引发各种指责。职业化近二十年来，为什么国足的战绩和排名不进反退，进而“四大皆空”？也是中国足球的另一宗“罪”。

　　法里纳是一位巴西大学的体育老师，他来到中国，从中国仅有的200多名五人制足球球员中挑人组队，再用9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带入了2008年五人制世界杯。成功后，他对记者重复了那句至理名言：中国13亿多的人口，怎么可能挑不出11个人踢好球？

　　尽管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五分之一，但根据足协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只有1.1万注册球员，这其中12至19岁年龄段的青少年加起来不足7000人。

　　专家普遍认为，在足球等集体球类项目上，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符合正金字塔型的规律，不可能出现空中楼阁似的成功。

　　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不可能不知道根基已断，但受到“唯成绩论”的影响，中国足球一直陷入从思想到行动上的急功近利。于是，所有的足球优质资源向国家队集中，作为足球未来的青少年群体无形中被忽略了。足球从娃娃抓起喊了多年，但口号多、行动少，或流于形式，或杯水车薪。

　　一边是如火如荼、魅力四射的欧锦赛，一边是面部憔悴、听着司法判决书的谢亚龙、南勇，这不由得让人一声长叹。（记者 李丽 树文 汪涌 李铮 方列 公兵 史春东 赵仁伟 王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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