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方政府部门的环境行为、决策进行规范，必须靠法治、靠制度。制度具有稳固性、规范性，所以成为此次改革重点提及的问题

    记者：“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决定》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部分，开篇即提到用制度保护环境。在此后的各项要求中，“制度”“体制”也频繁出现。

    蔡守秋：当前，我国生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尽管中央一直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但地方推进这项工作进展缓慢、成效并不明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强力推进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改革。《决定》将生态文明建设囊括在全面深化改革范畴里，非常必要。

    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改革过程中，环境资源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承担这一管理职责的是地方政府部门，对地方政府部门的环境行为、决策进行规范，必须靠法治、靠制度。制度具有稳固性、规范性，所以成为此次改革重点提及的问题。

    记者：您刚才提到用制度规范地方政府部门的环境行为、决策，这其中是否包括针对因政策失误、管理失职导致环境污染的追责程序？正如《决定》中明确提出的“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蔡守秋：我认为，“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是这次《决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部分中最大的亮点。

    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是规划不当，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通过法律明确地方政府部门的责任、义务，明确规定地方政府部门有义务为群众提供更好的环境产品和服务。如果因地方政府部门的决策失误，导致环境受到影响，就应当进行严厉追责。

    从实践来看，目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地方政府一届领导任内制定的政策在短时间内对环境没有影响，但随着时间推移，环境污染后果逐渐显现。这种情况，应该追究谁的责任？此次《决定》提出终身追究制，意味着即便地方行政首长离任了，也要对环境污染后果担责。这一机制的建立，对有效规范地方政府的环境决策、环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需要将一些宽松的环境指标改过来，并以法律形式将严格的指标、标准固定下来

    记者：《决定》明确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此次“生态保护红线”出现在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资料显示，目前对“生态保护红线”这一概念的内涵还存在不同观点。

    蔡守秋：关于“生态保护红线”，最重要的是如何严格执行。从《决定》中的阐述可以看出，中央下决心要执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不过，“最严格”的决心与现实还存在差距，目前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把握还较为宽松，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各项指标、标准较低。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首先要把这些宽松的标准改过来。

    如何改？这就需要在制定法律或规范时，与其他国家的环境生态保护标准对比。环境生态领域的很多指标国际通用，我们应该把这些严格指标、标准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大力度。

    记者：您多次提到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力度。既然是改革，就有可能触碰利益、遭遇阻力。

    蔡守秋：实际上，国家环保部门曾希望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但因为种种利益干扰难以实现。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应该破除这些阻碍。

    首先要破除的，是观念上的阻碍。到目前为止，还有不少人认为环境保护是奢侈品，这种观念必须改变。环境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环保更是民生基本利益，绝不是奢侈品。

    另外需要改革的，就是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企业的职责是生产产品，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但是，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职能与企业职能捆绑在了一起，这就导致政府和企业在利益上有了一致性，必然不利于环保工作的开展。所以，政府应尽快转变职能，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强调转变政府职能，要求地方政府部门充分发挥公众作用、充分尊重公众环境权利

    记者：转变政府职能，是此次《决定》的重点。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转变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蔡守秋：《决定》中的亮点之一，就是从“管理”到“治理”，这一转变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从“管理”到“治理”，强调的是发挥公众、社会的作用，将政府、企业、公众三者结合起来，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公众的手结合起来。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还存在公众参与不够的问题。群众参与不够，就不能真正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强调转变政府职能，要求地方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公众作用、充分尊重公众环境权利。

    记者：提高公众环境权利，有个不得不说的话题——生态损害赔偿。2011年康菲漏油事件发生后，曾引发关于生态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大讨论。此次《决定》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损害赔偿制度，强调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原则。这些最严格的制度将如何执行？

    蔡守秋：生态损害赔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污染造成公众人身、财产损害，公众可以提起索赔；二是对纯粹环境生态的损害赔偿。两种损害赔偿方式不同：对公众人身、财产损害的赔偿，主要通过私益诉讼进行；对环境生态损害的赔偿，则须通过公益诉讼进行。不管是私益诉讼还是公益诉讼，都有待加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损害赔偿制度落到实处。

    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迫在眉睫。蔡守秋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中欠账最多的，就是公众参与的缺失，因为环境涉及到公众切身利益，所以环境决策必须尊重公众意见。要实现环境决策、环境监督的公众参与，就必须改革环境监管部门的职能，这应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记者 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