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的教师

　　原标题：甘肃陇南：求解西部农村师资“结构性匮乏”

　　本报记者马晖甘肃陇南报道

　　走在山路上，张平五校长(化名)身手矫健。

　　这个西北汉子，一米八的大个头，方脸，皮色黝黑，说起话来一口甘肃本地口音。这条通往学校的唯一山路上，他过去不知道走了多少遍。

　　5月底，甘肃陇南地区的大山深处，正当雨季。不久前的一场暴雨，引发泥石流，把山下村子冲毁了的同时，也冲断了这条刚刚扩建不久的“生命线”。一路上，可见蓝色救灾帐篷，大型挖掘机也在不同路段清理着滚落下来的积石。

　　张平五一边走，一边唠叨着学校的位置有多偏僻。

　　的确，在外人看来，这里的确有点荒蛮之地的味道，距离最近的乡镇40公里，离县城则有120公里，全是曲曲折折的山路。学校所有的物资，都要靠卡车从山下运上来。

　　不过，最让这位校长犯愁的，还不是这三天两头被冲毁的山路，而是教师。

　　“学校最头疼的事，就是没老师。”张平五说。

　　“四口锅，三个锅盖”

　　张平五校长的学校，是一所颇为典型的西部山区学校。

　　学校位于莽莽大山中，三层楼房刚建好没几年，米黄色外墙上刷着“新起点、新思维、新形象、新希望”几个红色大字，在周遭乡民低矮平房映衬下，显得颇为气派。

　　此时，正是下午一点多，快到上课时分。淅沥小雨中，孩子们三三两两结伴而来。通往校门的路还没修好，黄土地，雨水混杂着泥土，能听到孩子们鞋子啪嗒、啪嗒的声音。

　　“我们有小学和初中，是9年一贯制学校。”张平五校长说。现有学生400多人，专职老师25人，包括2名社工。其中近五年新分来的年轻教师，占整个教师的一半以上。

　　张平五今年四十出头，本地人，师范院校毕业后就到这所学校任教，有20余年的教龄。谈起教学，他并不憷头。而学校师资的匮乏，则让他经常处在勉力维持学校正常运作的状态。

　　“九年级，要毕业的班级了，到现在课表还在调。今天这个老师去参加培训来不了了，我就想办法让外面来两个顶岗的稍微替一下，”张平五苦笑着说，“现在我是四口锅，三个锅盖，每天都在想办法怎么把锅给盖上。”

　　然而，相对于其他更为偏僻的村小乃至教学点而言，作为乡中心校的校长而言，张平五还是幸运的。从他所在学校驱车半小时，沿崎岖山路继续往大山深处走，会遇到另一所村小。

　　这所6年级的完全小学，共有108个学生，正式老师只有5个，再加上另外2位公益机构派驻的长期志愿者，7位老师苦苦支撑着这所乡村小学。

　　22岁的北京女孩王薇(化名)，从荷兰留学回来，选择到这所学校支教，成为长期志愿者教师。在谈及学校师资的匮乏时，这位爽朗的北京姑娘，用手指了指贴在宿舍门口的那张课表，不无骄傲地说“你看，从周一到周五全是满的!一周要给孩子们上多少节课，我都说不清楚了。”

　　粗略计算，王薇一周的课时，加上早自习，有23节课之多。而在内地学校，一位小学老师周课时15节已属超负荷工作。

　　而附近的另一所村小，情况更为严峻：6个年级170多个孩子，只有4个老师，且只有一个年轻老师，剩下3位老师，都是50岁以上即将退休的老教师。

　　“学校想在当地一个月1200块钱请个人来当代课教师，没有人来，人家到外边打工赚钱要比这个多得多。”张平五说。

　　近年来，作为中心校，当地县教育局每年都会分配来2到3名年轻老师，张校长的缺老师难题稍有缓解，“可还是不够用，局里面也没办法，现在下面需要新老师的地方特别多。”张平五叹了口气。

　　学校所在的A县，是甘肃陇南地区的一个山区县，属国家级贫困县，全县GDP不过20亿左右，典型的吃饭财政。

　　“对我们县而言，总体的教师处于缺编状态，现在教师有5300多人，实际的教师编制，满编最少是要上6000人。”该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A县教育局门口，可以看到用A4纸打印出来的招聘特岗教师、代课教师的告示。上述教育局负责人坦言，近两年当地基础教育师资，主要依靠“特岗教师”项目下来的年轻教师。

　　所谓特岗教师，是中央政府启动的一项针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输血”的特殊政策，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两基”攻坚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原则上安排在县以下农村初中，适当兼顾乡镇中心学校。

　　“政策出台的初衷，是为了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创新农村学校教师的补充机制，逐步解决农村学校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时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司长管培俊表示。

　　受益于此项政策，像A县这样的偏远农村地区，近年来一直在补充年轻教师。

　　据A县教育局负责人介绍，今年甘肃省颁布了计划，全省要补充1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教师队伍，陇南地区分配到1000个名额，A县则有100名至200名，“如果这样持续补充3到5年，我们总体缺编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对此，作为一校之长的张平五一方面很高兴，同时也觉得远水难解近渴。他决定自己找几个“锅盖”，先把敞着口的锅盖上再说。

　　张校长从教育局划拨的学校公用经费里挤出来一点钱，聘请了两位代课教师。两位代课老师，每月给860块钱，“前不久刚涨了点，4月份以前是300块”。

　　显然，这样的工资很难吸引到更多的当地人来当代课教师。

　　张平五以自己的收入为例，他从教20余年，现在是小高职称，加上150元的绩效工资，目前每月总收入不过3000出头，这个收入在当地村民里已算“中低收入”。因为当地产中药当归，普通农家种植当归，一亩地能收个万把块钱，“学校几百块钱招代课老师，难招得很”。

　　王薇所在的小学，也曾想过“自掏腰包”招老师的办法，甚至曾到兰州人才市场去公开招聘学校紧缺的英语老师，开价一个月2000快。后来发现学校实在承担不起这笔额外的开销，最后不了了之。

　　“我们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还是师资。”当地教育局负责人表示。

　　结构性缺编

　　王薇老师，很为自己学生的英语课成绩揪心。

　　她拿自己带的小学六年级一个班为例，全班15个孩子，她估计正常情况下英语考试能及格的不超过5个人，“每天我恨不得拿着鞭子逼他们学习，没办法，六年级了，可底子确实太差”。

　　很多孩子来这所学校之前，由于教学点没有英语教师，根本就没学过英语，到这里上四、五年级，都是从ABC开始学起。

　　“你这个相当不容易了，农村偏远地区的学校，英语能够上20分的，就算及格了，普遍是一个班40个孩子有1到2个学生能及格，就相当不错了，其他就是二三十分。”梁晓燕女士表示。她曾长期任职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下文简称“西部阳光”)，持续关注中国西部地区农村教育的发展现状。

　　她告诉本报记者，西部农村地区学校很缺英语老师，以及音体美这样的小科教师。很多学校能把主课上满就不错，现在开起来的课程，往往是靠特岗教师或是支教志愿者，这些人一走，学校的相关课程“就要瘫痪”。

　　以王薇所在学校为例，她和另外一位长期志愿者承担了全校所有的英语课，而他们将在今年9月结束自己的支教工作。学校校长坦言，他们走后，如果没有新的志愿者顶上来，学校的英语课就停了，“其他老师都不会”。

　　对于上述情况，A县教育局负责人也非常清楚，他表示，现在的教师配备除了总体性缺编外，还存在一个“结构性缺编”的问题。

　　“主要是师资的专业方面，比如说英语、音体美小科的非常少，分来的都是教语文、数学这样的老师。”上述教育局负责人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他看来，是与现有特岗教师招聘机制有关。

　　此前，教育部、财政部、原人事部、中央编办曾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联合启动实施“特岗计划”。在该项该计划之初，就存在不同部门之间政策诉求各异的情况。

　　人事部门在设定政策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解决每年几百万应届毕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以及考核时如何能够确保公正公平。但是这样的录取标准，很容易导致同教育部门的需求产生不匹配的情况。

　　“我们一直在建议，他们也在改进，但还是达不到我们按照学科招考的需求。”A县教育局负责人表示。

　　除了学科间的不均衡外，城乡间的不均衡，是另一种“结构性短缺”。

　　“县城里的老师配置比较宽裕一些，越到底下越紧张，我们这比较艰苦，很多年轻老师都不愿意来，即便来了，待上个两三年，他们也都想方设法调走了。”不过，张平五说，自己能够理解这些老师，“他们也要成家，这个地方找对象都难”。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地城乡接合部的一些乡村学校，教师人满为患，而学生却没有几个。

　　王薇告诉本报记者，在附近有另外一所村完小，10个老师，20个学生，因为那所学校离乡里比较近，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乡里面的中心小学去上学了。而据西部阳光陇南项目总监赵宏智介绍，有一所毗邻县城的学校，由于同样的原因，现在学校16个老师，9个学生。

　　“有些教学点有老师，有教室，就是没学生。”A县教育局负责人表示。这样的结构性短缺，也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头痛不已，因为这种结构性失衡，背后则是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中国正在不断推进中的城镇化进程。

　　据这位教育局负责人介绍，当地近年来学龄人口出现两种新趋势：一是学生总量在不断下降，今年全县有8800多名学龄学生，而五年前当地有近10万名学生，下降趋势非常明显，显示当地学龄人口高峰期已过;其次，农村学生开始不间断向中心城镇、县城涌入，对现有的教学资源配置造成较大的冲击。

　　“孩子都跑到城镇里了，向城镇流动是大的趋势。”A县教育局负责人坦言，由于政府现在缺乏对人口流动的“硬手段”，大量的学龄人口流动到中心城镇，也促使政府把更多资源投入到这些地区，原来相对薄弱的学校更难受到关注。

　　“这就是我们地方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所面临的最大难点。我估计，不只是我们一个县，全国都存在这个问题。”该教育局负责人表示。

　　青葵花计划

　　如何解决中国西部农村师资“结构性匮乏”的难题?

　　近年来，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免费师范生计划、特岗教师计划等。这些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以特岗教师计划为例，通过几年的实施，已为西部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提供了不少新鲜的血液。

　　张平五校长就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他所在的学校，此前在全县40余所学校中曾排在倒数位置，大前年上升到25位，前年又到了第10位，今年则跃升为第5位。

　　“这些年轻的特岗教师来了后，对学校教育提升起到很大作用。”张平五说。学校原来的老师年龄偏大，知识陈旧，“老教师思想上也不行了，没有干活的动力，教一天是一天，都等着退休”。

　　但是，正如张平五此前所说，由于学校位置偏僻，生活条件艰苦，很多分配下来的特岗教师都待不久，干个两三年，纷纷托关系转走。类似的情况，在包括甘肃陇南地区在内的中国西部农村较为普遍，特岗教师都存在着“下不去、留不住”的情况。

　　为了让这些农村师资的新生力量能够沉下去，很多地方的基层教育局都煞费苦心，想了各种办法。A县旁边的B县，当地教育局负责人曾出台一项“土政策”：规定新考试分配过来的年轻老师，三年内一律不准调动，要下到至少乡中心校;所在学区也会刻意把新分配来的老师，分到村小去工作。

　　此项政策实施三年后，B县教育局局长开始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面对各方的求情，这位局长后来终于顶不住了，只能开闸放水。

　　像长时间蓄水的大坝一样，闸门初启，一泻千里。去年9月份，当地就出现了一波大规模的教师调动，有学区一下子调走10名老师，都是薄弱学校的主干力量，此前教育局苦心经营的教师布局，瞬间全被打乱。

　　当地有个小学语文教师，在离中心城镇不远处的一所学校任教，学校离城里并不远，不过20分钟车程，且当地经济发展也不算差。当这位骨干教师向校长表达要求调离的想法时，校长一时难以理解，“我就想不通了，我这个地方也没有那么差，怎么还是要往城里跑呢?”

　　后来，这位教师还是通过关系调到了自己想要去的城镇学校。教育局局长颇为无奈地说，“省里某个部门领导给我就这事打了招呼，我因为学校要求着他们给配电脑，所以没办法，必须放这个人”。“曾经政府想要通过行政方法来阻挡教师的流动，后来发现，你很难挡住老师的调动冲动。”西部阳光陇南项目总监赵宏智说。作为一间民间公益机构，他们尝试从另外的思路来解决西部农村师资匮乏的问题——在现有教师身上挖潜力。

　　2013年，西部阳光启动了一项名为“青葵花导师计划”的西部乡村教师学习、激励、成长培训项目。该项目为期五年，以导师制为核心，由东部地区优秀一线教师一对多指导西部农村教师。东部地区选择的是义务教育发达的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寿光市教育局，西部地区则选择了甘肃省礼县教育局、成县教育局、宕昌县教育局。

　　“我们期待未来五年能培养约1000名西部地区的‘榜样农村教师’，为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特别是本地教研能力的发展全线助力。”赵宏智表示。

　　31岁的米秀琴老师，就是“榜样农村教师”的候选人。她是甘肃礼县上坪乡中心小学的一名五年级数学老师。2006年从兰州教育学院毕业后，来到这所乡中心小学教书。一个月前，她参加了“青葵花计划”，认山东潍坊的一位老师作自己的“导师”，开始了师徒互动学习。现在，每周四晚上8：00-9：30，她都会通过QQ，跟山东老师就教学内容进行沟通。

　　“每月20日前，我要录一节自己的课，上传，导师以及组里的老师看过后，会就课的情况相互交流意见。” 米秀琴说她通过“青葵花计划”，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比如，最新一次上传的课程，是她讲的《分数与除法》的课程，教学生用自己的看法理解分数与除法的关系，在教学中复习分数的意义。山东的导师看过课程视频后，专门写了一篇点评，在表扬米老师上课的若干优点后，明确指出她在课堂上没有注意到语言的规范性，应该“用数学语言来表述”。

　　“导师的点评对我触动比较大，过去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她没有提醒我，我还会一直错下去。”米秀琴说。

　　据米秀琴介绍，此前学校基本没有开展什么教学研究，也没有教研组，缺乏教师之间互相切磋学习的机会。仅有的几次评课，也因为老教师方法传统，“跟我的老师此前给我讲课的模式一样，没有什么改变，新理念没有穿插进去，听到没意思”。

　　米秀琴说，自己希望能够继续跟山东的导师学习，提升自己的教育水准，“我还是有想进步的想法的”。

　　对于西部阳光在当地的尝试，礼县教育局负责人表示了认同：“对我们学校老师影响比较大，山东一线的老师都是很优秀的老师，具体来指导我们的教师，师徒结对的方式，而且这个老师还是可亲、可近、可学，他们身体力行地上示范课，做个样子出来，这样我们本地的教师更容易接受。”

　　该负责人进一步建议，师资是个长期性的问题，师资的培训非常重要，“如果能够坚持做几年，效果会非常好”。

　　西部阳光青葵花项目的负责任牛李炜则显得更为理性，在她看来，通过青葵花计划，至少可以培养西部农村基层老师，提升教学技能，让他们在偏远薄弱学校服务几年。

　　“此后即便他走了，至少还在当老师，所学到的东西还有用，这就达到了我们所要的效果，你不可能挡住人家往上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