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目前,1亿多进城农民工广泛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体制性障碍、城乡利益冲突以及农民工知识技能不足等原因,他们一直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是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城市居民;即便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也适应不了城里人看他们的眼神。他们游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眺望城市幸福的同时,也承受着难以言说的酸楚。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是加快城市化步伐的重要环节。
找到立足于城市的归属感
目前,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农民工已占从业人员的半数以上。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中,农民工占比高达80%以上,其中不乏新生代农民工。而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思想敏锐,公平与民主意识增强,向往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融入城市意愿强烈。但是,现实情况并不乐观,身在其中,他们却和城市存在着“距离”,因为城市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成为“市民”的角色转换。
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说,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下,城市化的过程仅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机械转移。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在工资收入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均存在着显着的差距。他们根本无法承担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这也导致大部分农民工无法在城市立足,找不到归属感。
经常与农民工交谈的全国政协委员王兴东表示,农民工融入城市涉及很多问题,比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有一次我坐了一辆‘黑车’,坐进去没多久,后座突然冒出一个人来,仔细一看是个小孩子,原来是没人照看,只好跟着父亲出车。”他认为,能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解决好,也是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真正成为城市一分子的重要因素。全国政协委员倪萍也指出,不仅要关注城市农民工子女,还要重视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长期不跟父母一起生活,缺乏亲情的抚慰与关怀,使他们心理上也会产生变异,这将影响孩子的一生。”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去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象征。”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对于农民工问题已调研多年,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新时代背景下,能否以他们为基础和依托,重塑中国产业大军,事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根本目标的实现。中国社科院《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各种民生问题社会影响较大。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只承认稳定的居民,而不承认流动的农民工,经济体制对农民工群体的接受与社会制度对农民工群体的排斥并存,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
“农民工市民化对解决好城乡关系有重要促进作用,此外也是拉动城市消费的重要举措。中国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行政主导的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从短期来看对政府会产生很大压力,但从中长期考虑,对城市化有很大好处,可以拉动城市投资,拉动城市消费,改变城市的就业结构。”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早在2009年就提出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来推动城市化进程,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他认为,改革发展到现阶段,农民工主体发生变化,80后、90后成为农民工主体,社会矛盾风险因素加大。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若再拖下去,不仅对经济转型不利,对社会发展也不利。
农民工市民化需国家政策保障
有网友在新浪微博中写道:“从新生代农民工到新市民的距离有多远?这需要丈量,需要用各种制度设计来缩短。”归根到底,只有农民工市民化,才能早日实现我国城镇化,最终消除城乡差距。然而,在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地方而言压力很大。迟福林委员指出,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地区,农民工相对集中,人数庞大,形成盆地效应,地方难以承担。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保障性住房的压力,如果能从土地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专门用于解决农民工保障性住房,将大大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但是这需要从国家层面统一出台政策来推动,包括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保障等。
“使农民工市民化,改革户籍制度就是绕不开的问题。”李立新委员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剥离附着在制度之上的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解决的途径就是大力推进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此,他支招说,目前可采取差别化政策——中小城市、小城镇应尽快取消实现稳定就业创业农民工的落户准入门槛;而大城市和特大型城市也应积极研究放宽相关政策,畅通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渠道。此外,还应尽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有均等的社会保障。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应承担起重要责任。
针对不少城市推行外来务工人员“积分落户”的政策,李立新委员也有自己的想法:“这些‘积分落户’政策,普遍门槛较高,只有少数有高学历、高技能或经济富裕人员能满足条件。所以,我建议,现行的‘积分落户’政策应作较大修改,降低条件,让更多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谢颖)
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