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孩子，是一群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后代，他们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却很难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属，他们接受了最现代化的事物，却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轨迹——“随迁子女”，一个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尴尬群体。

值得被关注的是，近年来，随迁子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上升，犯罪率相较于城市同龄人以及老一代农民工都高出许多。

根据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的调研显示，2009年至2011年间，青浦区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共计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53起，涉罪未成年嫌疑人343人。其中，非本地户籍293人，占涉罪未成年人总数的85.4%；非本地户籍中208人系随迁子女，占涉罪未成年人总数的60.6％。

据了解，随迁子女犯罪呈现出侵财性犯罪占多数、暴力犯罪占相当比例、结伙犯罪突出、犯罪随意性大等特点，涉及罪名大都集中在“两抢一盗”（抢劫、抢夺、盗窃）、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

近日，上海青浦检察院召开的“随迁子女犯罪问题透视”研讨会上，青浦检察院的检察官指出，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得力、良好学校教育的缺失以及父母教育方法的不当是促成随迁子女犯罪的主要原因——“他们既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又无法享受父母的关心和爱护，在心理发育及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教育缺失、意识观念的不成熟和社会不公平的存在，使他们易产生偏激的观念和过激行为。” 

此外，随迁子女具有较强的小群体意识。相同的境遇与类似的生活故事，使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一致性产生了认同，也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浓厚的“乡党”意识。由于随迁子女普遍年龄较轻，缺少社会经验，在平时的交往中，往往以老乡、兄弟名义混在一起，而在这个小团体中一般又会产生一两个“权威”、“中心”人物。小团体中的权威人物在沾染上不良习气后很容易迅速将其传给其他人，形成连锁反应。在此情况下，他们很容易达成“共识”，导致共同犯罪。

研讨会上，青浦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科工作人员重点分析了一起四个犯罪嫌疑人全部为未成年随迁子女的行窃案件，涉案嫌疑人中最大的不过17岁，最小的仅为十岁。这几个孩子，在数月的时间里，几乎每晚夜不归宿，睡在青浦区朱家角镇的一个桥洞底下，通过不断盗窃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他们盗窃的东西五花八门，贵的有手机、照相机、现金，不太值钱的有废铁丝、大块铁模具，甚至于水果、香肠、咸鱼、泡面，都能成为他们的目标。这几个孩子实施盗窃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精神空虚、打发时间。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其中一名不满16岁的犯罪嫌疑人任晓萌被送到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青浦区工作站进行观护帮教，据阳光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张晏介绍，刚开始和任晓萌的父母接触，他们都比较积极。“我们根本管不了他，你们就好好帮我管教他吧。”任晓萌的爸爸无奈地对张晏说。但是很快张晏认识到，在观护帮教期间，任晓萌仍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来了三次就不再来了，打电话联系也找不到人，现在他的父母也找不到他。在帮教时,他有很强的抵触情绪，抱着我年纪还小且又没偷贵重的东西，你们拿我没办法的心态来敷衍我们，心里没有任何法制观念，也没有想改过自新。并且，在和他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现家庭教育对这个成年人的性格形成、心理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的事情，也不想让他们管，原因是家里人对他的教育方法从来只是打骂，没有好好沟通过。”

针对随迁子女犯罪率上升的情况，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游小艇表示：父母忙于在城市打拼，这些孩子缺少关心照顾，生存状态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缺乏明确的心理归属感和生活自信心；由于生活水平普遍较低，无法加入社会主流，容易被社会忽视，因此容易出现心理上的自卑和人格上的畸形。而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自我整合期，他们渴望外界的认可，老师和同龄人的影响要远远大过父母，同伴之间相互影响，很容易出现团伙犯罪的现象。他们的“城市梦”比父辈更执著，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他们游离，稍一失控，就会偏离人生航向，步入歧途。因此作为父母和家长，需要防微杜渐，不要一味责骂，而要采用积极认同和理解的方法，鼓励孩子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起责任。当然，这不仅仅是个家庭教育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农民工二代”们强烈需要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