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辛苦一年揣着工资回家过年，这是亿万农民工兄弟心中最简单的愿望。然而这个本不该落空的愿望，却时常遭遇欠薪的结局。
辛苦一年揣着工资回家过年，这是亿万农民工兄弟心中最简单的愿望。然而这个本不该落空的愿望，却时常遭遇欠薪的结局。
不能让农民工兄弟心酸之后再感到无助！近年来，越来越多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力量纷纷加入讨薪援助行列，他们和农民工兄弟站在一起，用温情相助分担讨薪路上的艰辛。
“3个月拿回工钱算很快了”
见到扬州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刘志伟时，他正在工地上忙着给两个讨薪民工解释讨薪的进展。这件案子刘志伟2个月前就已经接手，然而讨薪之路异常艰辛。
冯桂花和丈夫陈红兵在一工地打工，工程结束后，包工头拖欠了他们2.42万元工钱。夫妻俩找到刘志伟时，手中既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欠薪凭证。花了1个多月，刘志伟用了各种手段才找到包工头，对方承认拖欠，但说是因为发包企业没有给钱，所以他也没钱。既然如此，这案子只能从发包企业下手。抱着卷宗从工地出来，刘志伟又去了银行。“为了找发包企业的资金账户，我已经跑了好几趟了。只有先申请冻结资产，才有可能真正拿到钱。”可当天仍旧不顺利，银行这边还没找到企业的账号。
刘志伟说，多跑几趟不怕，就怕忙了一圈拿不到钱。“讨薪案普遍周期长，3个月能拿回工钱算很快了。时间越长对农民工越不利，他们在城里吃住掏的可都是自己的辛苦钱，为了一两万工钱，可能要花好几千的成本才能讨回来，想到这我就为他们心酸。”刘志伟每到年前1个月左右就发急，“快过年了，农民工朋友等不起！哪怕年前帮他们讨回一点回家路费，我心里也会好受些。”
“如今讨薪真是越来越难”
“经济形势不好，加上欠薪行为越来越复杂和隐蔽，如今讨薪真是越来越难了！”和刘志伟一样，这是讨薪者们今年以来共同的感觉。扬州法律援助中心统计，近3年他们接手的讨薪援助案件数量每年递增，而多数案件执行到位的时间越来越长。中心副主任王勇说：“一方面说明民工法律意识增强，愿意依法讨薪；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采取高压，欠薪还没有得到完全遏制。”
现在一些用人单位的欠薪方式相当隐蔽。几位讨薪民工给记者看了一份工资表，让人惊讶的是，职工应得的月工资数，竟然还抵不上因违反企业各种规定被罚扣的钱数。类似的“隐性欠薪”，往往是老板利用农民工法律知识的欠缺订立违法规定，回避相应义务。
“查清欠薪事实只是解开讨薪一系列难点的开始，而现在，难点越来越向执行难集中。也就是说即使打赢了讨薪官司，还是拿不到钱。”社会公益讨薪律师周树兵告诉记者，欠薪还从建筑业扩散到造船、光伏等其他行业，这些行业常因债务引发欠薪，一些企业甚至发生老板跑路的情况。讨薪时，企业常常会故意将案子拖入漫长的诉讼程序，而且会频繁利用法律程序，拖延诉讼和执行时间。而这对于缺少经济后盾的讨薪农民工来说，是否值得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去讨薪，就变得左右为难。
“应把源头防范放在更重要位置”
为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近年来各级政府和部门已出台了诸多措施：建筑领域设立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将欠薪企业列入黑名单，甚至取消投标资格；住建、人社、工会、公安等多个部门联合组成清欠办，现场处理工资拖欠；农民工拨打政府热线可随时投诉举报拖欠行为；法院为农民工欠薪案件开绿灯，给予快办快结；司法部门组织律师免费为欠薪农民工打官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定为“欠薪罪”……一道道“护身符”之下，欠薪为何还是层出不穷？
“目前多数政策都属于事后补救型，偏重于如何帮助讨薪上，而在如何从源头防范欠薪，还有待根据行业特点跟进研究。”无锡劳动监察支队支队长陈剑斌坦言，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可以算是防范制度中的一个，但这套制度主要是根据建筑领域的特点制定的，如今欠薪涉及行业增多，防范手段就需要重新研究制定。
泰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队长姚晓林则认为，防范欠薪，应先规范、完善用工制度。99%的欠薪受害人都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而政府虽然一直在督促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但欠薪高发行业大多有一套用工潜规则，同时企业为了规避用工成本和风险，用工形式又很复杂，加上员工流动性大，所以需要进一步在制度设计上研究监管政策。
建立更有效的最后一道保障线也很重要。无锡、扬州等地基层法院和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纷纷表示，很多欠薪案在查清事实阶段，就必须动用分散在各部门的行政手段，加上目前执行遇到的困难，如果能统一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办案和执行，民工讨薪的成功率就一定能有所提高。
不能让农民工兄弟心酸之后再感到无助！近年来，越来越多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力量纷纷加入讨薪援助行列，他们和农民工兄弟站在一起，用温情相助分担讨薪路上的艰辛。
“3个月拿回工钱算很快了”
见到扬州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刘志伟时，他正在工地上忙着给两个讨薪民工解释讨薪的进展。这件案子刘志伟2个月前就已经接手，然而讨薪之路异常艰辛。
冯桂花和丈夫陈红兵在一工地打工，工程结束后，包工头拖欠了他们2.42万元工钱。夫妻俩找到刘志伟时，手中既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欠薪凭证。花了1个多月，刘志伟用了各种手段才找到包工头，对方承认拖欠，但说是因为发包企业没有给钱，所以他也没钱。既然如此，这案子只能从发包企业下手。抱着卷宗从工地出来，刘志伟又去了银行。“为了找发包企业的资金账户，我已经跑了好几趟了。只有先申请冻结资产，才有可能真正拿到钱。”可当天仍旧不顺利，银行这边还没找到企业的账号。
刘志伟说，多跑几趟不怕，就怕忙了一圈拿不到钱。“讨薪案普遍周期长，3个月能拿回工钱算很快了。时间越长对农民工越不利，他们在城里吃住掏的可都是自己的辛苦钱，为了一两万工钱，可能要花好几千的成本才能讨回来，想到这我就为他们心酸。”刘志伟每到年前1个月左右就发急，“快过年了，农民工朋友等不起！哪怕年前帮他们讨回一点回家路费，我心里也会好受些。”
“如今讨薪真是越来越难”
“经济形势不好，加上欠薪行为越来越复杂和隐蔽，如今讨薪真是越来越难了！”和刘志伟一样，这是讨薪者们今年以来共同的感觉。扬州法律援助中心统计，近3年他们接手的讨薪援助案件数量每年递增，而多数案件执行到位的时间越来越长。中心副主任王勇说：“一方面说明民工法律意识增强，愿意依法讨薪；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采取高压，欠薪还没有得到完全遏制。”
现在一些用人单位的欠薪方式相当隐蔽。几位讨薪民工给记者看了一份工资表，让人惊讶的是，职工应得的月工资数，竟然还抵不上因违反企业各种规定被罚扣的钱数。类似的“隐性欠薪”，往往是老板利用农民工法律知识的欠缺订立违法规定，回避相应义务。
“查清欠薪事实只是解开讨薪一系列难点的开始，而现在，难点越来越向执行难集中。也就是说即使打赢了讨薪官司，还是拿不到钱。”社会公益讨薪律师周树兵告诉记者，欠薪还从建筑业扩散到造船、光伏等其他行业，这些行业常因债务引发欠薪，一些企业甚至发生老板跑路的情况。讨薪时，企业常常会故意将案子拖入漫长的诉讼程序，而且会频繁利用法律程序，拖延诉讼和执行时间。而这对于缺少经济后盾的讨薪农民工来说，是否值得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去讨薪，就变得左右为难。
“应把源头防范放在更重要位置”
为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近年来各级政府和部门已出台了诸多措施：建筑领域设立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将欠薪企业列入黑名单，甚至取消投标资格；住建、人社、工会、公安等多个部门联合组成清欠办，现场处理工资拖欠；农民工拨打政府热线可随时投诉举报拖欠行为；法院为农民工欠薪案件开绿灯，给予快办快结；司法部门组织律师免费为欠薪农民工打官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定为“欠薪罪”……一道道“护身符”之下，欠薪为何还是层出不穷？
“目前多数政策都属于事后补救型，偏重于如何帮助讨薪上，而在如何从源头防范欠薪，还有待根据行业特点跟进研究。”无锡劳动监察支队支队长陈剑斌坦言，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可以算是防范制度中的一个，但这套制度主要是根据建筑领域的特点制定的，如今欠薪涉及行业增多，防范手段就需要重新研究制定。
泰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队长姚晓林则认为，防范欠薪，应先规范、完善用工制度。99%的欠薪受害人都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而政府虽然一直在督促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但欠薪高发行业大多有一套用工潜规则，同时企业为了规避用工成本和风险，用工形式又很复杂，加上员工流动性大，所以需要进一步在制度设计上研究监管政策。
建立更有效的最后一道保障线也很重要。无锡、扬州等地基层法院和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纷纷表示，很多欠薪案在查清事实阶段，就必须动用分散在各部门的行政手段，加上目前执行遇到的困难，如果能统一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办案和执行，民工讨薪的成功率就一定能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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