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天恒有个规矩，不许使用‘农民工’、‘民工’这样的称谓，对外来进城务工人员统称‘劳务工人’。”在大兴区2013年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第十三次会议上，来自企业的代表说，虽然只是一个称谓，却体现了公司对这一群体的尊重。(10月29日《劳动午报》)天恒公司的不许使用“农民工”、“民工”这样的称谓，是观念的进步，体现了对这一群体的尊重，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诚然，对农民工的关注从充满良知的呼吁到可以触摸的关爱，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直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却没有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
　　我国有1.6亿多农民进城打工，过去他们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后来逐步习惯称其为“农民工”了。其实“农民工”这个称呼本没有原罪和身份歧视，就像“军人”、“干部”、“教师”等称呼一样，大家只是身份不同而已。
　　称谓好改，观念的改变却不是一朝一夕的。消除附着在“农民工”一词上的歧视意味，从根本上来讲，必须给“农民工”们以与城市职工一样的福利待遇，特别是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换成多么动听的称谓都无济于事，就是称呼农民工为“老祖宗”又能怎样？
　　“天恒规矩”体现对农民工的尊重，同时也凸显农民工利益博弈的尴尬。那些用工限制、户籍歧视、子女入学筑起重重壁垒，“花样讨薪”闹剧不断上演，无不透出农民工的根本问题不是称谓尊重问题，而是“国民待遇”一直没有落实到位。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这一带有明显身份区别意味的词汇会很自然地消失。
　　对农民工的最好尊重，关键还是要从完善保障机制入手，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和人格尊严，不仅要关注农民工的经济待遇，也要关注他们的政治待遇。诸如，为农民工建立起制度化的保障平台，为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立法，把从政策制度上的关爱化作一些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让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沐浴改革阳光，共享发展成果。让他们的工资不再被拖欠、子女入学不再被另类，休息权等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彻底解决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医疗保障差别等现实问题，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这比好听的称谓更实惠，否则再好听的称呼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套用鲁迅的一句名言：“如此许配给我一个好称呼，不妨现在就请我吃碗云吞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