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广州市南沙区消息，日前公安部门成功打掉一个在南沙万顷沙镇红港村盘踞10多年的非法电鱼欺行霸市团伙，拘留暴力抗法者六人。因非法电鱼而遭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并不多见。执法人员表示，在执法中，渔政大队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遭遇暴力抗法。有时，船上人员还挥动铁棒和菜刀，以自残相逼，阻挠执法人员登船检查。
外省数百条渔船南下广州30年
非法电鱼导致珠江口鱼量大减
法律滞后渔政权小 整治行动陷僵局
据广州市南沙区消息，日前公安部门成功打掉一个在南沙万顷沙镇红港村盘踞10多年的非法电鱼欺行霸市团伙，拘留暴力抗法者六人。因非法电鱼而遭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并不多见。执法人员表示，今后还将持续打击非法电鱼现象。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江西等地的外省籍渔民就集聚到南沙区附近海域以打鱼为生。如今，这个长期困扰本地渔民和渔政部门的“老大难”问题被摆上了台面。
南沙区地处珠江入海口西岸，咸淡水交汇，渔业资源丰富。
上世纪80年代，外省籍渔民驾着渔船来到南沙打鱼，最高峰时，在南沙的外省渔船共有近400艘，船上有八九百人之多。
南沙本地渔民与外省渔民一度分享着南沙丰富的渔业资源，相互“井水不犯河水”。直到“电拖捕鱼”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
过度捕捞 大鱼殆尽
南沙的本地渔民告诉记者，2010年，一艘外省渔船率先尝试“电鱼”成功，其他外省渔船纷纷效仿，这让本地渔民的生计受到了很大影响。
电鱼的外省渔船残旧不堪，是无船舶证书、无船名船号、无船舶籍港的“三无”机动船。船长8米~12米，宽1.5米~2.5米，比本地渔船小，未配任何航行信号设备，也没有救生、消防设备，安全性和稳定性没保障。
驾船的渔民未经过专业培训，不但自身安全难以保障，也威胁到本地渔民的安全。他们一般在深夜和凌晨作业，那个时间段能见度低，极易发生碰撞。
红洋村村委会副主任谭志强说，这些外省渔船却在捕鱼方面有优势：“外省船都改装过，超大马力，功率很大。受天气影响，我们每个月平均只有10天可以出海，每次出海只有在退潮的6个小时里可以打鱼，打一网鱼需要几个小时。外省船一个月30天或一天24小时都能打鱼，他们用电拖打一网鱼不超过半小时。”
一位姓何的渔民告诉记者，本地渔民对外省渔船意见很大：“他们霸占了河道。如果本地渔民正面遭遇了外省渔船，对方都会要求本地渔民让路，如果不让就撞船。”
据了解，外省渔船一般都抱团集中作业，人多势众，单独作业的本地渔民势单力薄。渔政赶到冲突地点需要时间，往往等渔政赶到时，外地渔船已离开事发现场。所以每次“狭路相逢”，本地渔民都不敢轻举妄动，忍气吞声。
受外省渔船毫无节制的捕捞的影响，本地渔民预计减产七成。今年53岁的本地渔民谭松柏告诉记者：“过去二三十斤一条的鱼都可随便抓，现在哪里看得到，全是几两重的小鱼。”
本地渔民收入由此锐减，有的甚至想转行，但又苦于没有其他技能。谭松柏从15岁开始就出海打鱼，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残疾，他一年打鱼的收入约在4万元左右，“仅仅够过日子”。
“没田没地没文化”
近期，公安部门对南沙的非法电鱼现象展开专项整治行动，长期停靠着百余艘外省渔船的南沙一号码头附近的避风塘变得空空荡荡。记者赶到更远的南沙涌，发现那里停泊着几十艘外省渔船。南沙涌此前并没有这么多船，整治行动开始后，他们逃到那里“藏身”。
“天气热，查得又紧，我们现在开工都很小心。”37岁的程风达蹲在船头。他和停在那里的几十艘渔船的主人们一样，来自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白家桥乡程家村。
程风达告诉记者，程家村地处山区，耕地少，一家只有5分地，仅靠种田难以维持生计。原本就在老家江河中捕鱼的当地渔民，更是连田地都没有。全村共有一千余户人家，除了老人和小孩留守，青壮年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到外地打工，要么到广州打鱼。“没田没地没文化，三个没有，所以没有办法。”他这样总结。
程风达1998年来到南沙，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内地鱼少，改革开放后我们才知道这里（南沙）有鱼，据说大海里的鱼抓不完。出海捕鱼虽然辛苦，但是相比于待在家里务农，或在江里打鱼是要好很多。”程风达坦言，“这里的鱼价是家里的两倍。”
来自江西的船上人家
不远处，同村的程细华把船靠在岸边，他的妻子和8个月大的儿子坐在船上。看着儿子在甲板上爬来爬去，他觉得太危险，就让妻子把孩子抱回到下层甲板——那是一家人睡觉的地方，高1.2米左右，没有床板，直接睡在木制甲板上。
程细华说，他们的船都是经过特别改装的，吃住全在船上。大多数渔船用5千瓦~10千瓦柴油发电机带电拖网作业，为了省钱，“能买二手就买二手”，他那艘船只花了三万元。
夫妻俩每天晚上七八时左右开工，电鱼工具很危险，程细华的妻子害怕，交给丈夫操控，她帮忙挑鱼、分装。打一网鱼20分钟左右，一晚上平均要拉十七八网。
打鱼回到岸边，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七八时了，把鱼拉上岸，等着鱼贩子开车来收购，这是他们跟当地人最频繁的、也是有限的接触之一。眼下正是酷夏，程细华受不了黑白颠倒，因为白天太热睡不着。
这就是外省渔船最典型的“夫妻船”模式，生活条件艰苦，很多小孩早早地离开校园“上船”。
程细华说他们每年12月底都会“休假”，交300元钱给当地人请他们帮忙看船，然后带上老婆孩子回家过年，元宵过后再回来。这是他们一年之中最幸福的时光。
渔政执法困境：
面对暴力抗法束手无策
打出成效 教育疏导
作为对非法电鱼的主要执法部门，南沙渔政大队是本地渔民的主要求助对象。该大队副大队长谭润全介绍，在辖区重点水域内，南沙渔政大队派出执法快艇开展不间断巡查。渔政大队设24小时值班，一接到投诉就驾快艇出动。近的十几分钟就能到达，远的要一个小时。
谭润全1981年参加工作，他回忆说，江西渔船到南沙打鱼始于1983年，他们最早采用“飞钓”，然后发展到“笼钓”，这两种作业方式对渔业资源的危害都不算大。
但自从他们开始电鱼后，查处力度被迫加大。从2007年至今，已查处电鱼案件28宗，没收蛇笼近700条，拆解“三无”船舶一批。
然而，对绝大多数“三无”船渔民而言，“三无”船不仅是他们的谋生工具，更是他们的生活场所，“失船”对他们而言是失业和流离失所的双重打击，若强势清理整治，会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
因此，目前渔政大队的做法主要是：一方面坚持严格执法，打出成效；另一方面重视教育疏导，劝导电鱼人员自行拆除电鱼设备。
最大的难点
在执法中，渔政大队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遭遇暴力抗法。有时，船上人员还挥动铁棒和菜刀，以自残相逼，阻挠执法人员登船检查。最近这次打掉电鱼团伙的执法行动便很能说明问题。今年4月28日，渔政大队值班室接到投诉电话，反映在龙穴南附近水道有人正在非法电鱼。当渔政大队一行8人赶到现场时，对方共有20余艘船连在一起，渔政大队在靠近到离对方20米处后就无法再前进了——渔民向执法船投掷铁棍、木板甚至麻将牌。
“他们有什么就扔什么，扔到没有东西可以再扔为止，我们有位同事被砸了轻伤。”谭润全回忆说。
渔船上的人扔完东西后，开船就跑，渔政大队一路跟随了几公里。渔政大队只有没收电具的权力，对暴力抗法的渔民“束手无策”，最终寻求辖区内的新垦边防派出所的合作，拘留了暴力抗法的六人，目前已移交检方。
谭润全坦言，目前渔政大队总共有20余人，前线执法人员十余人，面对的却是上百艘“三无”船舶。“说实话，我们巡查时仅有一艘快艇，如果正在非法作业的渔船有三五艘，我们就需要考虑一下上前执法检查是否安全。”
据了解，由于渔政大队的工作异常辛苦，待遇又不高，很难招到人，“今年只招到了两个”。
律师：
渔业立法滞后 存在“以罚代刑”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子俊认为，由于相关配套立法的不健全，目前难以实现对非法电鱼行为的有效整治。
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明确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1997年修订的《刑法》还特别增加了有关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条文，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量刑从“可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为“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尽管早有明文规定，相当数量的渔业违法案件却并没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导致渔政执法丧失了权威性和尊严，不法分子逍遥法外，渔业违法违规案件屡禁不止，特别是电鱼、炸鱼、毒鱼等违法行为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至于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现实执法“重经济处罚，轻刑事追究”，甚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已成了渔政执法的软肋。
林子俊认为，我国在渔业方面的立法比较滞后，立法后较少作出修改，《渔业法》最近一次修改是在2004年，距今已有8年时间，法条内容已经严重不适应当下的新形势。
本应成为我国渔政执法威慑力之源的，是刑法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它对“情节严重”的表述不够具体，以至于相关部门无从认定渔业违法行为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情节严重”。
不仅各地渔政执法部门认定时存在困难，很难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法院在判案时也缺少量刑标准及依据，一些本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最终只能“以罚代刑”。
他分析道，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均发生在水上，具有相对隐蔽性，取证、定性本就比较困难；如果没有可操作的司法解释和定罪标准，无疑加剧了渔政执法的难度。
由于渔政执法者手中没有“尚方宝剑”，以至于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渔政执法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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