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国农民历史性地获得了空前的闲暇时间，但农民并没有同时享受到积极、健康和有意义的休闲方式。相反，日常性公共生活严重匮乏，有限的休闲方式——打麻将——正异化为赌钱、炫富的工具，并有演变为社会排斥机制的可能。同时，仪式性公共生活也严重异化，红白喜事等传统的人情往来成为敛财、攀比的工具，传统仪式蜕变为低俗表演的舞台。农民一方面被裹挟其中，承担着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则面临失去生活乐趣和生命意义的困境。应该从重塑农民主体性、培育民间文化组织，并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几个方面入手，从战略高度调整某些政策措施，重建农民的公共生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保障，并探索一条崭新的现代化路径。 

　　关键词：闲暇 公共生活 主体性 现代化 

　　时下，在有关三农问题的各类话语中，农民收入和农民权利最受关注，似乎只要农民收入增加了，各项权利（尤其是所谓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了，三农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于是，各种解决方案接踵而至，比如村民自治、户籍制度改革等等。但是，多年来的农村调研却提醒我们，当前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农民公共生活的严重匮乏：农民面对空前增加的闲暇时间而无所适从，积极、健康、有意义的公共文化生活并没有发育出来，相反，畸形消费、恶性竞争和低俗文化却不断滋生。这种状况不仅透支着农民有限的收入，还瓦解着他们的生命意义，动摇乡村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一、有闲的农民 

　　历史上，闲暇是一种奢侈品，是与特定的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标识。农民们终年在贫瘠的土地上劳作，以极有限的生产剩余应付各种苛捐杂税和自己生命中的重大事务，只有在年节的时候，他们才得片刻的休闲，暂时忘却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品味一番收获的喜悦。有闲阶级与劳动阶级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外化出来的就是不同的身体修饰、表情姿态和话语体系，对此，凡勃伦精辟地指出：“古典语所具有的是‘尊贵’这一荣誉品质，它是在有闲阶级生活方式下交流思想的工人方式，它有力地向人们表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1]285。 

　　现在，这一鸿沟至少在表面上正被填平，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发生逆转。随着现代科技和机械的大量投入，繁重的体力劳动被逐渐替代，农业生产日趋告别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式，农民只需要在每年的固定时节紧张地忙碌若干时间，就可以从土地上抽出身来，把收成的好坏交给自然界来裁决。我们在麦收时到河南农村调研，发现以往要持续近一个月的抢收抢种，在进行机械化操作后，只用四五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可以替代劳动投入量的不仅有机械化操作，包括除草剂在内的现代生化技术的引入，以及电气化抽排水、抛秧等轻便农业技术的推广。对于绝大部分农业地区来说，农忙时间一般都在两三个月左右，换句话说，一年中农民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比较悠闲的，相对于都市人要忍受交通堵塞的烦躁，有节律的上下班，农民的生活更加自然和随意。 

　　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可以有两种选择来打发时间：一种方式是从事兼业经营，或打工，或经商，如果说二三十岁的青年农民为了逃离农业而选择外出务工的话，那么四五十岁的中年农民，则是在农业之余通过兼业的方式——即黄宗智所说的“半工半耕”[2]，增加家庭收入。可以说，农业生产的变革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为农民的兼业经营提供了极大的弹性空间。选择这种方式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而且以男性为主，对于老年人和大多数妇女来说，则只能选择留在农村，于是才有所谓“386199”部队之说。正是这些留守在农村的群体，构成了当前乡村社会“有闲阶级”的主体。 

　　当然，并非所有的留守在村庄中的农民都愿意闲着，许多勤劳的老人还是习惯性地寻找甚至创造劳动机会，他们有的是为生活的压力所迫，也有的则是将劳动作为一种乐趣和健身的方式。我们在大别山区农村调研时，看到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挎着篮子上山采茶叶，当天就可以卖掉，换几元十几元不等的零花钱，他们稳健的步伐和洋溢着笑容的面孔，让我们感受到老人们生活的充实与满足。 

　　总之，当下农村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获得了大量的闲暇时间，成为“有闲阶级”的一员。 

　　二、无意义的生活 

　　有闲的农民却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一样，创造并享受属于自己的休闲方式。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当中国农民“有闲”的时候，他们正面临着现代性型塑出来的文化和价值评判体系，这个体系的笼罩性存在，使得“农民已经匍匐在‘先进文化’面前没有了自信心”[3]。 

　　历史上的有闲阶级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乃至茶艺、酒道等饮食文化，他们从中体验人与自然的交融，寻求精神和情感的放松。相比之下，农民虽然没有这等阳春白雪的享受，但毕竟还有戏曲曲艺来娱乐生活。民间小戏虽然没有多少跌宕起伏、曲折复杂的情节，农民却能从中体会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和历史的兴衰存亡，戏里有家庭琐事，也有精忠报国，还有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等等，他们从简陋的草台班子上获得了基本的放松和安慰。除了这些之外，中国农民还有传宗接代这个宗教式的追求，无论生活如何艰辛，劳动如何繁重，在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面前，在香火绵延的超时空想象之中，这些都是可以忍受和超越的。 

　　但是，这些传承了几千年的休闲方式和生活理念却正在失去对农民的吸引力。都市文化以各种现代器物为载体和媒介，以其不容置疑无可选择的正确性、正当性全面进入乡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经过了革命洗礼，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中国农民，在这些新奇的文化样式面前彻底失去了自我欣赏的信心和能力，“自觉”地改造自己的“封建落后”思想和“传统愚昧”的生活方式。 

　　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纷纷建起华丽的楼房，并按照城市的式样改造着室内的装潢。居住结构的改变大大增加了生活空间的私密化水平，但同时也增加了串门聊天的成本。一来高耸的围墙和厚重的防盗门使人很难判断主人的活动安排，增加了信息沟通的成本，二来整洁的地板也似乎并不欢迎沾着泥土的双脚踏入，即使主人并不计较，来访者也要亏欠一个增加主人清洁成本的人情，串门变得麻烦、不方便，于是索性不去“添麻烦”。串门的减少压缩了闲话的生成空间，因为正是在高选择性高隐蔽性的串门中，才最适合嚼一嚼舌头，扯一些东家长李家短。扯闲话的减少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之间发生纠纷的频度，却也堵塞了借此发泄情绪、表达意见、凝聚共识，进而形成公共舆论的可能。 

　　私人生活的兴起除了与居住结构的改变有关，还得力于电视的推波助澜。电视是现代性制造出的一个压缩时空、拉平差异的精巧装置，有了它，即使在交通闭塞的山沟里都能感受到现代文明跃动的脉搏。电视的“飞入寻常百姓家”瓦解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普遍存在的乡村戏曲、电影市场，更加剧了大树旁、小河边等“公共空间”的衰落。在电视传送的名家名角、五彩斑斓和悠扬婉转的戏曲节目前面，草台班子上的表演实在过于粗糙和简陋而不值得一看。只是，看电视时的默不作声和神情专注，却无法产生露天剧场那种喧哗热烈、其乐融融的氛围，更无法像后者那样，在观众相互之间的品评切磋和嬉笑怒骂中，营造和强化“我们”共同在场的凝聚力。但是，更多的电视节目对农民的现实要求却表现得缺乏敏感和关注。那些泡沫剧和广告除了强化农民对自身处境的厌恶和否定，增加对高消费的物质享受的盲目追求外，根本无法满足农民的休闲需要。 

　　私人生活的无聊凸显了麻将的存在意义，特别是那些丈夫常年在外打工的中青年妇女，更愿意（也是不得不）在麻将桌上消磨闲暇造成的寂寞和空虚。在东北农村，在中部农村，在江浙农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连绵不绝的麻将声。麻将桌上的交流是通过人民币而非语言展开的，我们问那些妇女，她们在打麻将的时候是否会聊天，得到的回答是 “哪有时间啊，聊天分散精力，影响打牌”！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没有可聊的话题，她们每天只是往返于家与小店（据调查经验，绝大多数的麻将场所在小商店）之间，对别人的事情并不关心，对村庄的熟悉度大大下降，而且由于职业分殊、收入分化，农民异质性增加，也在减少生活的交集。有些地方的打牌已经沦为赌博的工具，赌注越来越高，那些低收入者逐渐被排斥在外，有些地方的打牌还成为男女之间嬉闹调情的场合，牌桌上互递的一个眼神，牌桌下悄悄的踢踢脚，都成为晚上偷欢的信号，在东北和皖南农村我们都了解到了类似的情况[1]。 

　　打麻将从单纯的休闲异化为赌钱，从而将经济分层转化为社会分层，成为一种排斥机制，而且滋生着破坏社区伦理规范的行为，影响着婚姻家庭的稳定。类似的，多年来在南方许多农村蔓延的地下六合彩也不过是麻将的翻版而已，只是其造成的经济社会后果更为严重。 

　　日常性的公共生活除了打麻将外几乎再没有其他的内容，甚至连公共场所的聊天也开始失去实质内容，靠废话来维持。在浙东农村调研时，我们见当地农民喜欢聚在村里的小广场上，以为这会是一处能够生成公共舆论的空间，调查后才发现，几十个人却很少说话，即使说几句也是聊聊天气等无关痛痒的话题，村民说“聊什么啊，都是废话，没意思”！ 

　　与日常性公共生活的单调空洞相比，一些仪式性的公共生活则显得热闹非常，只是热闹背后却是仪式的去规范化、去意义化。农村最重要的仪式性公共生活就是红白喜事，这也是农民之间最重要的人情往来项目，但是近些年，一方面是红白喜事的仪式逐渐扭曲，沦为炫富、攀比的工具，另一方面则是农民不堪忍受人情费用的高涨，却又难以自拔，人情异化为敛财手段。从前一个方面来看，许多农村的丧事上跳起了脱衣舞，流行音乐的喧哗与跳舞女郎的搔首弄姿使葬礼完全褪去哀悼死者的色彩，成为生者炫耀财富、地位，取悦观众的party！苏北、河南的调查都发现了这种情况。有的农村在喜事上创造出各种折磨新郎新娘的技巧[2]，甚至还有直接取笑公婆的程序（鄂中农村谓之“灰公醋婆”）！许多农民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起日益繁复的仪式所需要的高昂成本，而导致债台高筑。从第二个方面看，人情经济成本的增加，既与酒席规模扩大档次提高有关，也与人情礼金上涨有关，高收入者可以大操大办，通过“夸富宴”表征自己的地位，而低收入者要么借债达标（即所谓“打肿脸充胖子”），要么只能“自愿”选择降低标准，甚至退出，长此以往只能被不断边缘化，由此，仪式性的公共生活蜕变为社会排斥机制，而日益丧失公共性[4]。在湖北、贵州和东北农村，农民实际上无法退出已经陷入以敛财为目的的恶性循环的人情交往，其人情投资，只能通过不断增加仪式性人情的项目和频度来挽回，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不理性。 

　　更为根本的是，传宗接代正在现实的经济压力和政策、科学话语双重挤压下，日益世俗化。前面已经说过，传宗接代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承担着宗教的功能，我们历来没有形成上帝这种一神崇拜，但因为传宗接代观念的存在，中国农民就有了超越性的追求，他们就可以从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香火绵延中获得超越时空的意义和价值，这个超越性的价值与功利性的多神信仰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体系。但是，随着养育子女的成本日渐沉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数十年来的实践，以及“愚昧落后”的科学话语的批判，许多地方的农民已经开始理性地放弃对传宗接代的追求，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更愿意享受夫妻生活的甜蜜和轻松，而恐惧为人父母要承担的责任——现实的表现就是把年幼的孩子留给爷爷奶奶，于是代际剥削日益严重，这又反过来影响到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当养儿不能防老，能依靠的就只能是自己了（社会化养老毕竟还太遥远）。这进一步促进了传宗接代观念的瓦解（所以，在越来越多的农村，计划生育已经不是什么难做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