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结构变动与农民工流向——对近两年《农民工监测报告》的解读

　　今年4月27日，《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公布。与去年发表在《2011中国发展报告》上的《2010年农民工监测报告》相比较，可以看出，年龄结构的变化会给农民工的就业和城市化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2011年新增农民工主要是中年

　　据两份《监测报告》，2011年全国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是：16-20岁占6.3%，与2010年相比（下同），下降了0.2个百分点；21-30岁占32.7%，下降了3.2个百分点；31-40岁占22.7%，下降了0.8个百分点；41-50岁占24.0%，上升了2.8个百分点；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上升了1.4个百分点。照此计算，2011年41岁及以上农民工数量为9681万，比2010年的8260万增加了1421万，这一增加量比2011年全部农民工的增加量1055万还多1/3。换句话说，2011年新增加的农民工都是41岁及以上的。

　　除了全国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外，两份《监测报告》还公布了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中41岁及以上人员的比例。2010年，这两个比例分别是18.1%和56.3%，2011年的相应数字是18.2%和60.4%。照此计算，2010、2011年41岁及以上农民工的数量分别是7780万和8574万。这意味着2011年41岁及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增加了794万，大约占全部农民工增加量1055万的3/4。

　　按照两份《监测报告》，全国农民工的数量等于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两部分数量之和。但在计算分年龄组的农民工数量时，按照全国农民工年龄结构计算出来的结果，与分别按照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的年龄结构计算后加总得出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远超出统计误差的差异。在上述中年农民工的计算中，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之间，绝对数相差480-1107万；以按全国农民工年龄结构计算的结果为准，相对比例相差5.8%-11.4%。

　　因为不清楚造成差距的原因，所以在分析时只能取保守的数据。这意味着以下分析中，使用的是分别按照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的年龄结构计算后加总得出的结果。但无论按照上述哪一种方法计算，2011年新增农民工主要都是中年农民工。

　　中年农民工主要在本地就业

　　两份《监测报告》把农民工分成两大类：在本乡镇地域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活动的本地农民工。这两类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存在极大差异。

　　据《2010年农民工监测报告》，2010年，外出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是：16-20岁占8.8%，21-30岁占49.6%，31-40岁占23.5%，41-50岁占13.4%，50岁以上的占4.7%；本地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则是：16-20岁占1.9%，21-30岁占17.8%，31-40岁占24.0%，41-50岁占32.2%，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24.1%。照此计算，各年龄组的农民工中，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是：16-20岁，88.9%；21-30岁，82.8%；31-40岁，62.8%；41-50岁，41.8%；50岁以上，25.2%。这些数据表明，年龄越大，农民工在本地就业的比例越高。外出农民工以青年为主，本地农民工则以中年为主。

　　《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仅公布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中41岁及以上人员的比例，分别为18.2%和60.4%。这意味着2011年新增的41岁及以上的农民工中，属于外出农民工的只有111万，属于本地农民工的却高达683万，两者之比高达1：6。考虑到外出农民工中还包括在本乡镇地域以外、本县范围内工作的农民工，以及虽然在本县之外工作，但工作地点与老家接近、上班路途耗费时间低于1-1.5小时的农民工，因而2011年新增的41岁及以上的农民工中，就近工作的比例还要高。用《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的话来说，就是“大龄农民工不仅外出缺少竞争力，而且需要照顾家庭，这使得他们的外出积极性减弱”，因而“已婚、年纪较大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就近就地转移”。

　　2004年全国性的民工荒出现后，笔者曾经预计，随着可外出的乡村青年劳动力资源的枯竭，中年以上乡村劳动力外出的比例会以较快的速度上升。统计资料表明，外出农民工中，41岁及以上人员所占的比例，从2001年的12.7%、2002年的13.8%、2003年的14.1%、2004年的15.5%，增加到2009年的16.1%和2010年的18.1%。但2011年，在本地农民工中，41岁及以上人员的比例剧增4.1个百分点的同时，外出农民工中41岁及以上人员的比例仅微增0.1个百分点。这很可能意味着，城市对中年农民工的吸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短期内无法吸收更多的中年农民工。

　　为什么城市不能吸收更多的中年农民工呢。笔者分析如下。

　　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工就业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绝大多数工作是简单的重复性作业。这些工作没有多少技术，农民工很容易学会。但这些工作对从业者的体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有比较高的要求，因而青年农民工从事这些工作时，劳动生产率比较高。非技术农民工进入中年后，体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下降，劳动生产率逐年降低。由于这些工作往往按件计酬，如果记件标准不变，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就表现为农民工收入随年龄的增大而下降。当大龄农民工的收入低于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费与他们意愿中带回乡村的最低限度积蓄之和时，他们就会因外出工作得不偿失而回乡。

　　城市农民工供不应求时，为了吸引这部分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不得不提高记件工资标准。记件工资标准的提高意味着成本的上升。当成本上升到高于国外的地步时，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会向国外转移，从而使得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增长速度至少是放慢、严重的甚至变成负值。

　　换句话说，中国企业对低劳动生产率的中年农民工的吸收程度，会受到发展中国家同类劳动力竞争的制约。

　　中西部中年农民工难以城市化

　　城市化是事关农民工及其家庭一辈子的生命周期决策。城市化的必要条件是农民工家庭的生命周期收入等于或大于生命周期必要生活支出。影响农民工生命周期收入的因素主要是两个：工资率（年工资或月工资）与工作年限。在目前的工资水平下，要想全家城市化，青年农民工夫妻婚后至少需要连续工作30年，即连续工作到55岁左右。但以上对农民工就业的分析表明，多数中年农民工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这意味着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年限集中在16-35/40岁，甚至更短。半辈子就业、半辈子失业大大减少了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的生命周期收入，使他们不具备城市化的最起码的经济能力。

　　多数中年农民工只能在本乡镇工作，但本乡镇工作岗位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据《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的本地农民工中，来自东部地区的占61.4%。东部地区的许多乡村属于城市带（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乡镇有较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这里的农民工即使在本地乡镇工作，也会随着乡村的城市化而城市化。相比之下，广大中西部乡村的非农就业机会要比东部少得多。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虽然年轻时可以外出务工，但进入中年后，会陷入“进城缺乏竞争力、回乡根本没有非农就业岗位”的窘境，从而拉大东部和中西部乡村居民之间的差距。

　　作者：章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