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问题的实质，即农民从原来的不自由变为自由，由被动消极变为主动参与，由受领主或村社的束缚转变为国家保障下的自主治理。

　　一、各国的政治现代化都绕不开农民问题

　　学界对“政治现代化”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广义，指包括先发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从前现代政治到现代政治的转型；另一种为狭义，仅指后发国家向现代政治的转型。而人们对“现代政治”的理解，一般都是围绕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所作的阐发。为在一个宽广的视野下反思政治现代化，特别是在对比中审视我国的农民问题，本文采用政治现代化的第一种定义。

　　历史表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政治现代化之前，都普遍经历了更为漫长的农业社会政治。而所有农业社会的政治，我们也都习惯称其为“传统政治”或“前现代政治”。政治现代化就意味着从农业时代的政治向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政治转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各国农业时代的政治状况既有相似，更存有差异。同时，农业时代的政治，并不因一国的现代化而自动消失，相反，它会延续和渗透到现代政治当中。因此，政治现代化需要处理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之间的关系。

　　如果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上述问题则可以转化为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也即，农民在这一进程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政治现代化应该如何解决农民问题。而在一般的观念中，既然农民是农业社会的代名词，现代社会则意味着大规模减少农民和转变农民，也即让农民变为工人、市民和公民，整合到现代政治体系中。这样，农民问题就被消化掉，进而转化为现代城市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问题。这种看法基本上可以成立，也大致符合了部分先发国家的经验，但也可能使问题简单化了。

　　如前所述，各国农业时代的政治是不同的。欧洲诸国在启动政治现代化以前，虽说大都经历了一个专制集权的王权时代，但王权的集权程度却有着极大的差别。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前的英国和法国，在这方面就相差悬殊。更不用说那些迟迟未能实现国家集权的国家（如德国）了，也不用说天生具有独特性的美国了。王权的集中是一方面，王权之下的农民和乡村社会则是另一方面。虽然农民天然具有聚居的特点，乡村社会也都普遍具有“村社”共同体的特征，但因国王集权程度的不同和领主（地主贵族）分布的差异，欧洲各国的农民和乡村社会也存在差别，比如德国的农民问题与法国的农民问题就有所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国而不是德国与我国的情况则更为接近。只是这些差异在相关的讨论中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而在接下来的政治现代化中，西方各国一般都经历了政治革命和政治建设两个阶段。政治革命中，不同国家的农民卷入的程度有深有浅，如法国的农民就参与到大革命当中，推动着政治的现代化；而英国和德国的政治革命，更多的则是上层阶层的政治游戏，农民的角色相对被动和模糊。

　　二、关键是在政治建设中解决农民问题

　　关键的问题在于，在革命之后的政治建设中如何解决农民问题，以使这一群体被整合到现代政治当中。总地来看，西方国家在政治建设中解决农民问题具有更多的共性，它们普遍采取了如下几个路径：

　　一是逐步减少农民的数量，让他们中的部分人直至大部分人到工厂（或企业）上班，到城市生存，通过工人阶级政治和现代城市治理逐渐消化农民问题。二是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基础上，培育新型的农业从业者；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家建设，现代政治的一系列组织（政党、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和制度（现代选举制度和法律制度），联接着这些新式农民与国家，使他们成为与市民一样的政治公民。三是，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整合乡村传统秩序，尊重并吸收乡村的自治传统，建立现代取向的基层和地方治理。

　　这三个方面尤其说明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问题的实质，即农民从原来的不自由变为自由，由被动消极变为主动参与，由受领主或村社的束缚转变为国家保障下的自主治理。

　　当然，如果具体分析这每一方面，西方每个国家的做法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在解决农民问题上所具有的普遍经验，代表了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三、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只是，不论中国政治现代化之前的农民问题，还是当下已基本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时的农民问题，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差异。这就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源远流长、地地道道的农业社会，农民数量极其庞大，小农观念尤为深厚，它们是传统政治的基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自秦以后就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官僚式帝国。帝国的政权一般只设到县，县之下主要是由乡村社会的士绅来自治，虽然帝国有“编户齐民”的管理普通农民的手段，但终因国土辽阔和交通不便，普通农民只会感觉“天高皇帝远”了。这就使中国的农民一方面具有强烈的皇帝情结和权威服从意识，另一方面又有着乡村自治、疏离国家的倾向。

　　到了近代，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从清末开始的政治现代化努力，基本上都未能将农民作为主体来对待，农民依然处在现代政治之外。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中，农民才真正被动员起来，成为政治革命的主力军。正是他们打破了乡村原有的社会秩序，并建立了新秩序。新中国建立以后，为实现国家的工业积累，国家运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在短时间内又进一步使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但历史证明，这并未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农民的确深深地卷入到民主革命当中，成为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体之一。农民在政治上也的确“翻身作主人”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人民公社”中的农民并不自由，城乡二元结构更是强化了他们农民的身份而不是公民的身份。农民的数量并未减少，相反，人口得以大规模膨胀，而且只能在农村从事着效率并不高的农业生产。新政权的组织、制度和话语虽然进入了乡村，但农民并未能顺利地转变为国家的公民，他们完全被各种体制束缚，失去了自由；同时也与市民形成天壤之别的两种社会身份。乡村本身的自治传统也完全被否定，强大的党政机构直接进入乡村，并未能实现现代国家框架下对乡村传统的有效吸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农民再次经历着现代化的洗礼。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看，不经意当中却与西方先发国家解决农民问题的路径相呼应，只是中国农民的政治现代化尚在进行当中，这种呼应也只是局部的。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人民公社被废除，农民最大的转变就是其个体的独立和自由的部分实现，这导致了农民问题的根本变化。农民开始自主经营，并展开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农民自由流动的逐步实现，部分农民移居到城镇，减少了农民数量。一部分农民变为市民，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中国独有的“农民工”——最新的统计数字是2.5亿。农民问题部分转化为城市治理的问题，这有些类似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从农村到城市谋生的工人问题。而村民自治的实施和一系列政策、法律向农村的推广，使得农民与国家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农民的公民意识和现代政治意识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但是，农民与政治发生关联主要停留在基层社会，农民参与全国性和地方性政治尚缺乏有效的政治过程。而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在改革开放以后得以部分复活，村民自治和乡镇治理则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这些传统秩序机制。只是因为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会的凋敝趋势又未能得到及时缓解，国家到目前为止的主要治理策略还是偏向强势的国家介入。

　　四、中国政治现代化仍需解决的几大农民问题

　　今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对以既往历程的反思。在政治革命之后，西方先发国家解决农民问题花上了两三百年的时间。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努力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对我们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农民国家而言，要真正实现政治现代化，问题远比西方国家要复杂。综合前面的分析，今后我国若要顺利实现政治现代化，仅从农民问题的角度看，至少需要着意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进一步减少农民的数量，特别是逐步消化吸收“农民工”为市民，从而将农民问题分解出来，使其部分成为工人问题和城市治理问题。虽说2010年的统计表明，我国常住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已非常接近，但考虑到农民工多被记入城镇常住人口，农民在人口中的比重显然还是偏高的，而常住农村的6.74亿人口无疑还是多了。逐步减少这一庞大的人群是异常艰巨的任务，这有赖于城市管理水平与整合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现有的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核心的户籍制度的改革。

　　其二，让人大、政府、法院和检查院与农民产生更多的关联，进一步密切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联系，并通过其他渠道（如媒体和信访），使农民及其代表有效地参与到地方政治和全国性政治当中。同时，完善既有的农民组织，并帮助和推动农民建立形式多样的合作组织，使农民通过这些组织建立与城市和国家的有效联系。在现代政治中，农民是开放的，而开放的途径就是各种组织。

　　其三，减少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发展差距，减少市民和农民的身份性差距。即通过城乡统筹等各种有效的发展措施，使市民和农民都能享受到基本一致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国民待遇。同时，通过新农村建设等相关政策的深化，实现乡村的繁荣和再造。使乡村成为中国治理的半壁江山，也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也即，乡村和城市同时繁荣才是值得中国期待的现代化目标。

　　其四，针对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考察其传统治理资源的保留情况，推动适合各地情况的多样化治理模式。比如，对于那些传统治理资源还比较丰富，共同体保留尚好的村落，国家应充分保护并利用村落自身的机制来实现治理；对于那些部分解体的村落，国家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以实现村落的长远治理；而对于那些已经基本解体甚至严重萎缩的村落，国家则应该统一规划，加大介入的力度，并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帮助新型村落建立共同体。最终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既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又保持乡村社会自身的特色和活力，同时节约国家的治理成本。

　　其五，从深层看，现代化最终取决于观念和意识的现代化。而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归根结底取决农民群体政治观念的现代化，以及其他群体政治心理的革新。只有独立、自主、理性、参与和合作的现代农民，才能成为合格的国家公民。如何通过政治实践培育和塑造他们的现代公民人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使命。在某种意义上，革命阶段的政治现代化可以不首先考虑农民的公民化，但建设时期的政治现代化则需要认真考虑农民的公民化。

　　刘伟（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删节后以“在政治建设中解决农民问题”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4日“政治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