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
——基于市场化进程中城乡劳动力分工视角的研究
摘要: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在市场化改革、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也是其区别于国际移民最为重要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需要考虑市场化改革的作用。本文提出假说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统筹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提供了条件,城镇居民可以通过与农村移民的分工而获得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的额外收益。但是,仍然存在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会阻碍这种作用的发挥。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移民可以对城镇居民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但这严重依赖于市场化的进程。本文结论的政策性含义在于,要发挥农村劳动力流动在促进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中的作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非常重要。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城镇居民收入 市场化改革 劳动力市场分割
一、国内外文献回顾
在移民和本地居民关系的问题上,国内外学者中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移民抢走了本地居民的饭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地区打工,农村移民是否也抢走了城镇居民的饭碗呢?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迁移对城镇居民的收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还一直在争论中。本文从中国市场化改革、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出发,从城乡劳动力分工合作的视角阐释了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
在国外的研究文献中,主要关注了国际移民对输入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美国作为全球主要移民目的地国之一,移民对美国本土居民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成为学者们关注焦点,这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但观点却不尽一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移民对本地居民的就业和工资有负面影响。早在1964年,Paul A. Samuelson在其经典教科书中就指出,移民会导致与其竞争的工人工资的下降。Grossman(1982)通过考察区域内本地工人的工资和区域内移民数量之间的关系来分析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结果显示,移民对本地工人有替代作用,且第二代移民的替代性更强一些。Borjas等(1996)的研究结果显示,移民在减少本地低技能工人工资方面有显著作用。Borjas(2003)的研究再次发现,移民对与其竞争的本土居民的工资和就业机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给定一定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当移民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10%时,本土工人的工资将下降3%~4%。
第二,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移民对本地居民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很小。Card(1990)通过研究迈阿密(Miami)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后发现,移民在短期内的剧增并不会导致本地工人就业机会和工资的下降。Friedberg和Hunt(1995)的研究也发现,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很小的,10%的移民增长仅导致本地工人工资下降约1个百分点。Borjas等(1996)的研究尽管发现了移民对本地居民工资的负面影响,但这种作用很小。他们指出,原因可能是由于移民的人力资本偏低。一些研究在考虑了移民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移民对本地居民的负面影响仍然是很小的。例如,Altonji和Card(1991)使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10%的移民的增加仅导致本地低技能工人1.2%的工资下降。Card(1990)在解释移民对本地居民只有较小的影响时指出:首先,移民的进入可以导致受到竞争威胁的本地工人迁移出本地区,从而弱化了移民对可以观察到的本地居民就业和工资的负面影响。其次,移民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会引致对本地劳动力市场需求曲线的上升,而这还会有利于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和工资的提高。
最近的一些研究认为,移民对本地居民的就业和工资有正面的影响。Ottaviano和Peri(2006)的研究结果显示,本地工人的工资将从移民中获益,除未完成高中阶段学习的劳动力外,其他组的劳动力都将从移民中获益。Peri(2007)分析了移民对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后发现,移民并没有增加具有相似受教育程度及工作经验的本地居民失业的可能性,移民并不是本地居民的完全替代者,移民是促进,而不是损害了本地居民的就业和工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经历了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迁移,从而引发了农村移民对城镇本地居民福利影响的讨论。但是,国内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所受到的歧视,或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等问题(王美艳,2005;Mengand Junsen,2001),直接研究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见。在少量的研究文献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劳动力市场课题组(1998)对上海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外来劳动力以年轻男性劳动力为主,而本地下岗职工则多为中年女性,加上前者的工资期望值通常较低,因此,外来劳动力对城镇本地劳动力已经构成了竞争威胁。杨云彦等(2000,2001)指出,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带来的下岗失业问题,农村移民已经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补充”角色,逐渐变为城市本地劳动力的竞争者。刘学军和赵耀辉(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外来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和工资均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作用。不过,农村移民对城市本地居民就业和工资的负面影响是很小的。Knight等(1999)、王德文等(2004)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认为,外来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居民的替代性作用相对有限。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城镇劳动力垄断了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岗位,而且在次级劳 动 力 市 场 上 也 居 于 优 势 地 位(乔 明 睿 等 ,2009)。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移民很难对城镇本地居民的就业和工资构成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农村移民与城镇居民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王桂新等(2001)对上海市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认为,外来劳动力对城镇本地劳动力主要表现为补缺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因此,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的就业和工资将产生正面的影响。钟笑寒(2006)认为,农村移民与城镇居民之间是一种分工合作关系,二者是互惠共赢的。
综观国内外关于移民对本地居民影响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研究结论差异很大。在这些结论中,受到学者们抨击最多的是“移民抢走了本地工人的饭碗”的观点。例如,Augustine(1998)指出,“任何经济只存在固定数量的职业,并且任何新来者都威胁了原定居者的工作”的观念都是十分错误的。Raymond(2001)认为,经济并非一个被相互竞争的个人或群体所瓜分的固定尺寸的馅饼,相反,它充满生机并不断发展。可见,经济自身的活力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在这种情况下,移民便少有可能对本地居民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自1978年以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使得经济充满了丰沛的活力,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是最好的例证。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国内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迁移与国际移民的迁移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我们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在市场化改革,经济活力快速增强的背景下发生的,而国际移民一般并不具备这种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本文认为,要研究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需要结合中国快速的经济转型背景。本文通过分析经济快速转型背景下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提出假设认为,经济活力的增强可以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并促使城乡劳动力适当分工,城镇本地居民有可能从与农村移民的分工合作中获得好处。而经济活力的增强,就业岗位的创造,乃至城乡劳动力资源的统筹配置,都来源于市场化改革,正是它使得城镇居民与农村移民在分工合作中实现互惠共赢。另一方面,本文还认为,仍然存在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尽管在短期内保护了城镇居民不受农村移民的冲击,但是,在长期内,它不利于城镇居民和农村移民分工合作关系的展开,这有可能抑制农村劳动力流动促进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
本文的结构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从市场化进程中城乡劳动力分工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并提出本文的假说。第三部分建立实证研究模型,构建相关变量,并使用系统GMM方法对劳动力流动变量的内生性进行了处理,实证检验本文的假说。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
收入的影响机制
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流动与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制度变革密不可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早在1996年,中国城镇非国有经济单位就吸纳了582.2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到2007年,这一数据更是急剧增长到1590.1万人。与此同时,统计数据还显示,在城镇非国有单位就业的城镇本地劳动力规模也在迅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5年,城镇年末从业人员19040万人,其中国有单位从业人员达11261万人,占59%。但是到了2000年,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年末从业人员的比例就已经下降到34%①。尽管在这段时间内,从国有经济单位退出的劳动力有一部分是以下岗待业的方式存在的,但大部分仍然被迅速成长的非国有经济所消化吸收。可见,非国有经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形式,在为农村移民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为城镇本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也是中国国内移民背景区别于国际移民背景的最大不同之处。从这一角度来看,只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持经济机体足够的活力,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的负面影响就是很小的,或者根本就没有影响。
然而,本文所持的观点还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市场的力量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分工和专业化,并由此产生经济剩余。从一些微观实证研究获得的证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部门内部的劳动力的配置(即岗位和工资的决定)就是市场化的(邢春冰,2005)。另一方面,由于非国有经济无论是在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方面,还是在吸纳城镇劳动力就业方面,均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能够保证城乡劳动力资源在非国有经济部门内部实现有效配置,能够使得农村移民和城镇本地劳动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实现分工合作,互惠共赢。这就好比,在改革开放前,乡下人和城里人老死不相往来,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1+1=2”,甚至是“1+1<2”,导致了城乡居民的共同贫穷。但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农村移民开始和城镇本地劳动力相互交流、分工、合作,从而实现“1+1>2”的效应,城镇居民也能从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分得“一杯羹”。因此,本文认为,在市场化改革的作用下,农村移民不仅不会对城镇本地居民的就业和工资造成负面影响,甚至还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其实,钟笑寒(2006)也指出了农村移民与城镇居民之间分工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种分工合作关系得以产生的条件。试想,如果没有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城乡劳动力如何能够相互分工?如果没有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活力,就业岗位将何以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无法想象在蛋糕固定的情况下,农村移民会不去抢夺城镇本地居民的那一份。我们发现,现实经济中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移民和城镇本地劳动力可以展开分工合作”的观点。这表现在,在那些市场化发育水平不够,非国有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出台一些严格的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政策,以保护本地居民的利益不受农村移民的冲击。个中的原因在于,非国有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了经济活力不足,劳动力之间的分工合作也就无法展开,就业岗位也就无法被创造出来。而在一些市场化发育水平较高,非国有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地方政府通常还鼓励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原因在于,市场活力的增强使得劳动力之间的分工合作成为可能,城镇居民能够从农村劳动力流动中获利。
尽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但是,众多研究显示,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仍然是分割的(乔明睿等,2009;王美艳,2005;Mengand Junsen,2001),因此,阻碍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仍然普遍存在。同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本质上仍然是一样的。陈金永(2006)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在提高,但中国的户籍制度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农村劳动力流动仍然受到严重限制。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短期内,阻碍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尽管保护了城镇本地居民的利益,但是,从长期来看,它不利于城乡劳动力资源的统筹配置,使得城镇居民难以从与农村移民的分工合作中获利。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有待实证检验的假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移民可以产生对城镇居民的溢出效应,促进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会依赖于市场化的进程以及仍然存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程度。
三、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
钟笑寒(2006)使用生产函数y=qw2qb来表示任何生产过程中不同岗位劳动力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式中,qw表示白领岗位,由于该岗位的产出弹性更大,因此,一般应由高技能劳动力担当。qb表示蓝领岗位,由于该岗位的产出弹性较小,因此,一般应由低技能劳动力担当。在假设农村移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小于城镇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条件下,钟笑寒(2006)认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后就业于蓝领岗位,城镇本地劳动力就业于白领岗位,二者分工工作将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这是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之间分工工作比各自独立工作有更多的产出②。
在他的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城镇居民收入决定的基本模型设定为如下的形式:
(1)式中,Yu表示城镇居民的总收入,Lu是城镇本地劳动力规模,Lr是农村移民规模,X是其他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的因素向量,参数α、β、1-α-β分别代表着各因素的收入弹性。(1)式表明,城镇居民的总收入受农村移民规模的影响,β的符号决定着这种影响的方向。
将(1)式两边同时除以城镇人口,便得到人均意义上的模型:
将(2)式对数线性化后得到如下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在模型(3)中,yu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lu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城镇本地劳动力占城镇人口的比例,lr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农村移民占城镇人口的比例,xit表示其他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变量向量。
如果本文提出的假设成立,那么β>0。不过,由于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受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因此,本文在模型(3)的基础上,进一步设定了如下的计量模型:
在模型(4)中,nsoe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市场化发育水平,seg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程度。我们发现,在引入市场化发育水平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与农村移民变量的交叉项后,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系数可定义为:
根据(5)式,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受各地区市场化发育水平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待估参数 和φ刻画了这种影响的力度。若待估参数 >0,φ<0,则表明市场发育促进了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溢出效应的发挥,而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抑制了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溢出效应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化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移民更有可能对城镇居民的收入产生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