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陆益龙先生认为当前中国农村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问题取向”的研究与经验研究过密化，因此，要通过加强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运用超越直觉经验方法来进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本文则认为，当前“问题研究”不是阻碍中国农村研究研究的主要问题，且不仅不存在“经验研究过密化”的问题，反而认为当前中国农村研究之所以缺乏理论创新，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建立在经验本位上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提出另外一条农村研究理论创新的道路。 

　　关键词：农村研究；经验研究；经验本位；理论创新 

　　近读陆益龙先生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题目为《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的文章，感觉有两点需要与作者商榷。首先，作者对社会学重建之后除费孝通先生之外的中国农村研究或者说以农村为对象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在农村研究方面虽有量的增长,但学科建设并无实质进步”。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是有失公允的，应该说社会学最早传入中国时就与农村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自学科重建以来，农村研究不仅取得了众多的应用成果，也在社会科学本土化道路上取得了进步。作者之所以会下如此判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意无意混淆了“农村社会学”与“农村研究”。实际上，“农村研究”是多学科多视角的，而作者偏偏用他设想中的“中国农村社会学”学科框架来批评既有的“农村研究”，逻辑上的混乱导致了他得出失之偏颇的结论，这便是第二点值得商榷的地方。陆益龙先生提出的“超越直觉经验”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既有农村经验研究的批评，二是对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的主张。本着学术讨论与相互促进的真诚态度，本文将围绕这两点表达笔者对中国农村研究中三个重要问题的理解，并提出以经验为本位的农村研究理论创新之路。 

　　一、中国农村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问题 

　　在《超越直觉经验》一文中，作者从三个方面对中国既有的农村研究进行了提问与批评。一是农村研究中的实践取向与学理取向的问题，二是中国既有的农村经验研究过密化的问题，三是中国农村研究中所包含的理论与经验之间关系的问题，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讨论与批评，作者最后提出了他对农村社会学发展路径的看法。在本部分中，笔者将先从前三个方面来分别回应陆益龙先生观点，而关于具体的理论创新路径的问题则留待下一部分回应。 

　　（一）“问题研究”是不是问题 

　　陆益龙先生认为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学发展的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过多的‘问题’（problems）研究，而非‘问题’(questions)探究”。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在文章中对两个“问题”的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与区分，而是仅仅用两个英文单词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问题研究”就是指将农村当做一个有问题（通俗一点说就是有毛病）的对象进行研究，并以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为目的的研究；而所谓的“问题探究”就是将农村当做学术对象，在学理层面上进行学术问题研究。陆益龙先生是想说明当前中国农村研究主要局限于第一种类型的研究，而忽视了第二种类型的研究。笔者在两个层面上，都不同意陆文的观点。 

　　首先，陆文主要是以“村民自治研究与乡村政治研究”为例来批评当前农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取向”问题。且不说陆文重点批评的“村民自治与乡村政治”不是“社会学”学科所能够涵盖的，以及农村研究也不仅仅是指“村民自治研究与乡村政治研究”，并且，实际中并不存在“村民自治研究与农村政治取代农村研究之倾向”。如果说早期的农村政治研究重点在村民自治，并且以“理论务农”[②]为取向的话，那么，不少学者早在10年前就提出了农村研究的转型，比如，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学术研讨会”[③]上不少学者就达成农村研究“由对农村政治焦点事件的关注转向对非仪式化的乡村日常生活情态的理解的主张”[④]的共识，自此之后的农村研究的重点就从村民自治转向了乡村社会性质的研究，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要通过理解“80%中国农村的80%现象”而“形成理解乡村中国的概念体系，希望在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经验之间找到结合点，从而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⑤]的“学术性抱负”。另外，村民自治与乡村政治研究也并不存在“研究者在研究之前就预设了一种‘问题假设’，即农村社会在管理或公共领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去发现这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的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姑且不论陆文批评的角度与逻辑是否正确，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政治研究不是或者不全是陆文所描述的状态。 

　　其次，笔者认为“问题研究”本身不构成中国农村社会学发展的障碍。“问题研究”是一种实践取向的研究，即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反过来推动研究对象的更好发展。与其对应的是学理取向的研究，即以学术概念和理论的发展为重点的研究。尽管二者各有侧重，但是它们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首先，陆益龙先生所推崇的学理“问题”研究当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只有发展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并指导社会实践；另外，正如陆文所言“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农村社会相对于城市而言，呈现边缘化的趋势”，九亿农民的生存生活状态当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学理研究”若不回应这样的现实问题恐怕也是没有意义的。总体而言，“问题研究”并不是困扰中国农村社会学发展的主要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深化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在深刻解释现象的基础上再做理论提升并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 

　　（二）经验研究是过密化还是不足 

　　陆文对中国农村研究的第二点批评是“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的缺失”，此观点也存在两方面值得讨论的地方。第一，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农村研究存在的问题不是经验研究的过密化，而经验研究的严重不足。经过近三十年的理论译介工作，不少西方二流、三流学者的理论都被引进到国内了，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科学界对西方理论的熟悉程度要远远超过对中国现实的熟悉程度，而不少农村研究学者对大量的西方学者通过二手、三手资料对中国农村研究的文献的熟悉程度也远远超过对中国农村现实的熟悉程度。可以说很多研究农村的学者缺乏对农村经验的整体性把握，而对农村的想象还停留在《乡土中国》中，因此“乡土中国”成为不少学者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基点。在经验层面上，“乡土中国”似乎成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构成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和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起点。在理论层面，“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概念成为理解中国当下经验的最好的“工具”，现实经验成为“乡土中国”的注脚[⑥]。正如有学者所言：“当前学术界对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体水平还没有达到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学术深度,更没有产生如《乡土中国》一样的影响力”[⑦]。笔者同意这个判断。 

　　之所以出现上述尴尬局面，原因不是理论不足而是经验不足。因为缺乏足够的经验研究，只能过早地到西方理论体系中寻找中国农村研究的“问题意识”，如此以来，活生生的经验就会被西方理论所肢解，而经验本身的逻辑就会被西方理论逻辑所淹没，这样的研究是不可能达到对中国农村整体性质的把握的。当然，笔者也同意陆益龙先生对于农村研究的某些看法，如不能“简单地重复一般性经验考察，而没有进行理论的建构”，但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农村研究应该以经验为本体，理论建构是建立在对经验把握的基础上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必须是对经验自身逻辑的抽象，中国农村社会学当然也不例外。如果承认陆文所言的中国农村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引导”这一事实，那么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过密化”，反而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严重不足，导致了无法实现理论的提升，更遑论理论的创新，因而也就不能将对农村研究量的增加变成质的提升。 

　　（三）什么是“超越直觉经验” 

　　陆益龙先生在描述中国农村经验研究时说“多数研究停留在直觉经验层面……简单地重复一般性经验考察，而没有进行理论建构”，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经验研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误解；二是理论范式缺乏”。如此看来，作为全文批评重心的“直接经验”即是指，缺乏“缺乏理论导向”的农村调查。陆益龙先生是通过用“社会学实证研究范式”来检验从中国期刊网以“农村调查”检索得到的二百多篇论文，而作出的如此判断。说实话，笔者很怀疑陆益龙先生这种“调查”是否符合“社会学调查”标准。当然，不需在这些细节问题上耗费过多笔墨。笔者认为造成中国农村研究进步比较缓慢的原因不是“直觉经验”，当前大部分农村经验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恰恰是“理论导向”过于强烈，因而主张农村研究要以经验为本位。 

　　“超越直觉经验”所要处理的根本问题是理论与经验之间关系的问题，中国农村研究中的经验本位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经验本位”，即探讨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现代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与古典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二者对于理论与经验关系的基本立场的差别，实证主义最核心的实质就是纯粹经验先于理论存在，因此，理论的前提是存在于客观事物自身中的规律。西方的理论可以启发我们在处理关于中国社会的经验材料时提出具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与理论框架，但不能替代我们的实际研究。本土理论只能源于活生生的中国社会实践，因此，对于理论而言中国现实经验就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第二，在方法论层面上，“经验本位”并不是“朴素经验主义”[⑧]，即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偶然、个别、孤立要素的层面上，而是要通过个别现象达到一般性理解，实现从具体到抽象。经验本位的中国农村研究也是如此，农村研究当然要最终达到对中国农村整体性质与变迁机制的理解，而非收集一堆零碎的材料。 

　　以上分别从“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来论证中国农村研究必须要以经验为本位，其实，陆益龙先生在这个层面是赞同经验的优先性的。然而，回归到具体的中国农村研究时，他又强调理论相对于经验的先导性，强调“要用系统理论去指导实践和收集材料”，强调“在对农村社会经验研究中，首先必须具有明确的理论导向”。作者在文中出现了逻辑矛盾，即在抽象层面上承认经验的优先性，而在实践主张上又强调理论的先导性。实际上，作者逻辑上的矛盾是其研究实践中矛盾的反应，即论证了一套完美的方法论，却在实践中不能落实。这也是那些善于谈论农村经验研究方法，而又不愿意进行切实经验研究的学者们的通病。这便引发出笔者所所谈论的经验本位的第三个层面的含义，即农村经验研究的推进依靠的是踏踏实实的经验研究而非方法研究。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