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豫南A镇农田水利调查为例
作者：贾林州；刘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以农地制度为支撑的乡村水利正面临着经济基础变革带来的困境。“半工半农”成为我国小农经济的普遍现实选择。非农收入的增长使得农户分化为专业型小农，半工半农型小农和务工型小农，其对农田的偏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专业型小农依农田而生，半工半农型小农视农地为生存保障，而务工型小农则多视农田为投资选择之一而进行资产配置，甚至产生大规模抛荒农田的现象。小农农地偏好的变化正在加速复杂化农地的合约结构，增加水利公共品供给的治理成本，并在乡村治权弱化和小农村社体制瓦解的背景下，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农田水利公共品供给困境。强化乡村治权，重建基层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乡村水利；农地制度；半工半农；农户分化；治权弱化
对乡村水利的已有研究，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即作为乡村水利经济基础的农地制度安排是小农生活的基本保障，也就是说，农民对农地制度的偏好是一致的，并且认为农地是非常重要的。
而事实上，近二十年多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农地制度这一乡村水利制度安排的经济基础正在发生巨大变革。黄宗智认为，乡村社会已经是“半工半农”的收入结构。[1](pp.30-37)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09年，我国农户人均收入515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达到2061元，占比超过40%，非农收入已经占到51%，再创新高。非农收入占比的持续提高主要是由于，2000年之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半工半农”表明，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在发生内在变革，这对乡村社会，包括农田水利在内的公共品供给，都有着巨大影响。
本文即以豫南某镇的农田水利调查为案例，来讨论农民非农收入增长引起的经济基础变革对乡村水利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一、农地制度与乡村水利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小农经济，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足十亩。而且，伴随着分家析产的财产继承制度和小农村社的土地调整制度变革，户均不足十亩田地呈现极度细碎化的耕作态势。在这种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农田水利作为一种准公共品需要一种有效的供给机制。
在农地普遍作为农户重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我国一直依靠小农村社制度来化解水利公共品提供面临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且，为了保证来自土地的收入来生存，农户亦有动力促成内部的合作达成。小农村社制度具有强大的内生性和历史的外生性特征，是我国小农经济演变与国家发展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改革前三十年革命洗礼和改革后三十年市场侵蚀的作用下，小农村社制度所依赖的由血缘形成的家庭结构正在瓦解，而改革前后建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济体制也基本瓦解。[2](PP.31-32)这种情况下，乡村水利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3](PP.38-44)与社会基础[4](PP.26-37)也已经消失和正在瓦解。乡村水利原本依存的经济基础正在发生巨大变革。
现在，外出务工收入与来自于农地的务农收入构成农户收入来源的二大选择。因此，对于农户来讲，外出务工收入与农地收入互为机会成本，当然，农户考虑这种机会成本时不仅仅会考虑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会将未来可能面临的收益与风险预期纳入进来。由于务农收入来自农地，因此，农户选择观念主要通过土地观念的变化显示出来。
二、豫南A镇的农田水利状况
1.概况
豫南A镇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中部农业乡镇。国土面积100余平方公里，人口2.8万左右，其中非农业人口约2500人，下辖洋街1个居委会和12个行政村。全镇耕地6万余亩，农业人口人均2.1亩，户均不足8亩。
A镇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务经济发达，是全国知名的建筑之乡和劳务输出大镇，A镇建筑劳务品牌享誉全国，在乡属二级企业信阳市二建公司的龙头带动下，该区于1970年代末就开始大规模向北京、新疆等地输出劳务人员，国家大剧院、人民大会堂等一批国家级工程都有当地人的影子。劳务经济已经成为洋镇的支柱产业。据2010年8月底镇政府完成的人口预普查数据，当年洋镇外出务人口约1.1万人，占全镇人口的四成以上。
豫南地区地处江淮之间，为南北交界的过渡区，在气候上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向暖温带季风气候过渡地带，旱田兼作，以田为主，区内多丘陵。 A镇水田夏稻冬油菜，旱田冬小麦夏玉米、花生等。
在近十多年来外出务工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各级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当地的农业结构和收入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首先，在农户种植方面，已经由以前的精耕细作逐渐转向粗放经营。表现如下：第一，当地多种植水稻、旱玉米、冬小麦等懒庄稼；第二，普遍存在农田抛荒现象，近些年约占8%以上；第三，三四年前普遍种植的油菜也由于收益太低，如今普遍不种植了，而选择在冬季晒田；第四，普遍的土地出租现象，并且农户的实际耕作规模普遍达到15亩左右。其次，在农户的收入结构上，务工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农业收入，成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由此形成“半工半农”的收入结构和作业模式。据A镇地方志，2007年和2008年，A镇人均收入分别为4142元和4854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6%和15%。笔者调查估算，2009年，人均收入约5600元，其中非农收入已占到农民人均收入60%左右，这大大高于全国51%和河南省39.9%的比重。
A镇的乡村社会是一个户族的碎片化结构。碎片化的户族以五代血缘关系为单位形成日常生活与农业生产的表达与实践单位。但是，在信阳地区建国以来历史上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国家力量的打压之下，尤其在2000年后，随着村庄自身掌握资源的下降与官僚集团可占利益与权力的急速萎缩，血缘构成的结构性力量基本退出村庄政治舞台的争夺，转而外出务工，从而使血缘性力量只在血缘关系内部与村庄生活中有表达。
2.A镇的土地流转与农田水利公共品供给
A镇土地流转在九十年代就普遍存在，而且租金不高。尤其是九十年代末，大量农户因为害怕耕地荒芜或被村集体收回，而倒贴钱将土地租给邻居、亲戚朋友而外出打工，当然，也存在着大量土地抛荒现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税改前。税改之后，虽然粮食价格持续回升，土地价值显现，但是由于外出务工收益和务工人数不断增加，而使流转土地供给大量增加，因此，土地价格上升有限，这使土地不仅抛荒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而且租金依然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平均来讲约30元/亩，并多以互助换工、实物与无租金的形式存在。
在税改前后，A镇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农田灌溉体系基本上瓦解为以农户为单位的个体化小水利。下面表1是A镇洋河、山头和周畈三村村组用水方式统计：
表1：洋河、山头和周畈三村用水方式统计 单位：个
需要说明的是，在以上三村中，山头与周畈村保持集体用水方式的9个村组基本上都是因为需要从洋河提水，但是只有大功率的水泵才能提上来水，而不得不保持集体用水的。而且，两个村庄的集体用水方式瓦解大都在税费改革前后。洋河村的灌溉条件较好，因为村庄区域内水库较多，原来都基本依靠大水库提水，目前保留集体用水的10个村组都是从大水库中提水，其中有9个村组因为渠道老化而又不能及时动员进行维修，集体合作逐步瓦解。具体情况如下表2：
表2：洋河村各组水利合作概况
注：十联水库为镇里水库、赵湾水库和连山水库为村里水库、遥河水库为邻村水库。使用十联水库和遥河水库的水需交费，使用本村水库的水不需交费。
以上三个村庄73个村民组的用水状况表明，A镇的农田水利用水基本走向个体化小水利，而仍保持集体用水的村组，则或是由于地理条件限制而不得不选择集体合作提水，或是由于集体资产贴现而维持着集体用水方式。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的农田水利体系普遍走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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