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
【摘要】文 章的核心立意在于阐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研究发现，从村庄人际关联的视角出发，支配当前村庄社会交往的规则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伦理规范等 公共性规则逐渐被个体居主导地位的新规则所取代；同时，社会分层加剧引起的层级结构也嵌入了农民的交往体系之中。对于这些新变化，建基于传统乡村社会之上 的“差序格局”理论模型已经难以提供合理而有效的解释。文章试图建构“圈层结构”的新模型来理解农村社会结构变动的新趋势，认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形成了以 个人主体性为主导的“圈”和以层级结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层”。立体的圈层结构成为理解当代中国农村众多社会政治现象的基础。
【关键词】差序格局 圈层结构 个人主体性 社会分层
【作者简介】宋丽娜，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田先红，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一、导论
费孝通[1]24-30先 生指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通过差序格局组织的。差序格局不仅是人际关联的方式，也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在这一格局中，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通过 血缘和地缘关系建构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的中心是自己，从自己往外一波波地推出，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在差序格局的支配下，个人的 行动必须遵循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形成一种礼治秩序[1]48-53或曰伦理本位[2]70-84的社会。一直以来，差序格局成为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经典模型。
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裹挟之下，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快速变迁。传统社会结构逐步解体，宗族力量迅速削弱，以区域比较的视角来看，农村社会分别呈现出了以宗族、小亲族、联合家庭、户族、村民组、核心家庭等不同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3]。传统伦理规范也支离破碎，农民本体性价值逐渐丧失[4]，甚而出现了一场“伦理性危机”[5]。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核心家庭本位已经成为许多农村地区的既成事实[6-7]。
目前，学术界对于村庄社会结构变化的解释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差序格局”为基础进行修正和扩展；另一类是试图对于村庄社会关系结构的重新建构。
以人际关联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变化，诸多学者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解释。李沛良用“工具性差序格局”来表达人际关系呈现的新形势[10]，而杨善华、侯红蕊则称之为“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9]；卜长莉则认为精英管理、社会分层和法治可以赋予差序格局以现代内涵[10]。陈俊杰和陈震认为，如今的差序格局是包括了伦理、情感和利益三个维度的差序[11]。 显然，已有的反映农村人际关联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多数是以费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为基础的。它们试图在新的形势下扩充差序格局的解释力。然而，差序 格局本就有自身的意涵，它强调以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建构，而以上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工具性”“现代内涵”等观点所凸显的是人际交往中的 个人主体性和新的交往规则。所以，如果简单地用“差序格局理性化”、“工具性差序格局”等概念来表述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就无法消弭其概念本身的 内在张力。
与上述研究相异，有些学者试图超越差序格局模型，运用新的概念体系再解释村庄社会结构的巨变。徐晓军[12]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来探讨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他认为，现在的乡村社会结构已经形成了内核—外围模式，即内核以情感为原则，而外围则以利益化为原则。谭同学[13]通过对湖南桥村的个案调查，同样发现了农村社会结合中的“实利化倾向”，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性概念“工具性圈层格局”，来描述和分析现今农村的社会结构状态。
然而，徐晓军“内核—外围”模型是对于村庄人际关系原则的描述，从人际关系原则到社会结构，显然中间的跳跃太大，无法形成结构严密的解释框架。对于“内 核—外围”模型的发生机理，徐晓军并没有做出探讨，他的研究只是证明了家庭内部的情感和家庭之外的理性是农民进行社会交往和行为的主要原则。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它对于村庄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徐晓军的研究没有回答的问题。
而谭同学“工具性圈层格局”的概念也依然并没有真正回答农村社会是什么的问题。一方面，谭同学在文章中的经验材料只支持了他关于“实利化倾向”的论述， 对于“圈层”并没有经验阐释；另一方面，从“实利化倾向”推导出“工具性”是不成立的，这只是用“工具性”的概念套上了“实利化倾向”的经验事实，而非他 所称的“内在核心机理”。这是因为，村庄中的“实利化倾向”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在差序格局的模式之下，每个核心家庭都是向外围扩散的中心，个体也都是根 据自身的实际利益来行为的。所以，如果仅仅将“实利化”作为当代村庄社会结构的核心机理，显然有失偏颇。
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建构“圈层结构”的理论模型，来分析农村中的人际关联现象，并回应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我们认为，“圈 层结构”能够成立的核心是农村社会人际关联方式的改变，也即在社会关系建构的过程中凸显了“个人主体性”，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性格偏好来建 构自己的交往圈子，从而使得人际关系“建构”的成分凸显出来。但是这种建构并不是随意的、无规则的，它们受制于一种强大的村庄结构变异，即村庄经济分层的 加剧并且日益固化。村庄经济分层与人际关联方式的互动使得社会分化成为可能，并且型构了村庄社会结构。“圈”和“层”是理解当今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关键 词。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我们在2009年9月26日至10月12日赴浙东地区税务村的社会学调研。税务村位于浙东地区某镇，地属丘陵地带，有155户，469人，有水田370亩，旱地200亩，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山林1150亩，整村地域面积1.2平方公里。税务村分为六个村民小组，所有的村民小组都聚集在一个自然村中，人口较为集中。税务村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花木种植①，或者与花木种植相关的产业。目前，本村农民共在村庄之外租种3 500亩土地用于种花木，户均租地20亩左右。
二、人际圈子：个人主体性的呈现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与人情具有紧密关联。关系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既可以用于描述公共性的关系，也可以指特殊性的关系，而中国人则经常取用关系特殊性的一 面；而人情则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说到人情就与特殊性的关系大致相当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尊重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用法，即关系和人情的混合使用，并不清 晰界定关系和人情的内涵和外延。
在传统中国村庄，农民是以“差序格局”[1]24-30为 基础组织起来的，血缘关系是维持村庄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差序格局”的规约下，一切都是有序的，差序格局是笼罩在村庄整体之上的人际交往公共性准则。而正 如诸多学者所讨论的，当代农村社会中出现了“理性化”“工具性”“实利化”等倾向，差序格局的公共性准则日益松动。我们在长期的农村社会调查中也深感农村 人际关系的变化。显然，今天中国农民的社会交往早已不同于“差序格局”模式，血缘关系也已经不是农民生活交往的唯一选择。在此，我们将用税务村的经验证 明，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人情公共性标准日渐消失，而人情中的个人主体性凸显出来，个人可以更多地根据自身的经济地位和性格偏好建立自身的人际圈子。
在税务村，农民的人情往来中有三种类型的关系：亲戚、自家人、朋友。表1是我们在税务村收集到的四份礼单，这四份礼单是我们在考虑了时间序列和家庭条件因素而经过选择确定的礼单，表1就是四份礼单中三种关系类型的比重汇总。其中，前两份是村民陈英（女）家的：1976年陈英结婚，2005年陈英的儿子结婚。陈英曾在1992～1995年任村支书，家庭条件在1990年代之前是中等偏上，而在2000年之后则是中等水平。第三份是1989年王世军结婚时候的礼单，他家经济条件偏下。第四份是王国强的儿子在2009年结婚时候的礼单，王国强在1996～2008年任村支书，家庭条件较好。
表1 税务村四份礼单的关系类型
亲戚 自家人 朋友
数目／人 比例／% 数目 比例 数目 比例 合计／人
1976年陈英结婚 30 57.7 12 23.1 10 19.2 52
2005年陈英儿子结婚 14 26.9 12 23.1 52 50.0 52
1989年王世军结婚 20 47.6 16 38.1 6 14.3 42
2009年王国强儿子结婚 28 30.1 9 9.7 55 60.2 93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陈英家的人情关系中，自家人的比重一直未变，亲戚关系比重从1976年的57.7%下降到2005年的26.9%，而朋友关系的比重却从19.2%上升到了50.0%。王世军的家庭条件一直是偏下水平，他在1989年结婚时候，亲戚和自家人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比重。而王国强的家庭条件较好，2009年他儿子结婚的时候，朋友关系的比重高达60.2%，自家人只占据了9.7%。
根据表1的统计数据，再结合我们在税务村的访谈资料，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个论点供讨论：
（一）“自家人”在农民生活中发挥的功能下降
目前，税务村农民把五服之内的人称为“自家人”。自家人不仅是血缘上的联系，也在人情关系中扮演了社会性的界限。在1970年代，自家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当时如果一个人打架，他的兄弟和堂兄弟一定会无条件地帮忙，不论道理在哪一方。而1980年代之后，兄弟关系开始松散，自家人的观念也弱化了，如今，如果有人打架，自家兄弟都很少有人出面劝阻，更不用说帮忙了。自家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松散的状态，按照农民的话说就是“平时看不出来是兄弟和堂兄弟，只有在红白喜事的时候才以自家人的身份出现”。
自家人的亲密关系使得过去的农民具有明显的“自家人认同”。税务村在历史上曾经分为六个房头，每个房头就是一个自家人的单位。1990年代之前，农民办酒席，自家人不需要随礼②，都可以免费吃饭，当然，长辈给新娘子的“茶礼”③除外。而1990年 前后，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自家人的规模越来越大，免费吃饭越来越成为了办酒席者的沉重负担。经过众人商讨，自家人的规模缩减到五服之内，五服之内的人依 然可以免费吃饭，五服之外的人要想参加酒席就要自觉随礼，但是这时候他们就是以“亲戚”或者“朋友”的身份，而非“自家人”的身份参与随礼。
自家人的规模增减与长期的人口繁衍有关，它是先赋性的血缘关系。个人在血缘关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变动不大。1990年前后自家人规模调整，这虽然是由于人口增长而引起的自家人规模的自然调整，但是它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自家人之间的社会关联。随后，税务村农民生育观念发生了极大转变，1994年之后，税务村共有37户生儿育女，其中只有一户生了两个孩子，其他36户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也使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家人规模停滞不前。
自家人在农民的婚丧大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农民人情单位在宗亲关系中的社会性界限。一般情况下，自家人都是要参与彼此之间的婚丧大事的，并且长辈有给茶礼的义务。自家人所给的茶礼份数基本上反映了农民的自家人范围。税务村自家人的规模一般都在20户以内，所给的茶礼份数也不会超过20份。如表1中，1976年和2005年陈英及陈英的儿子结婚时候自家人的茶礼份数都是12份，1989年王世军结婚时候自家人的茶礼份数是16份，2009年王国强儿子结婚时候则是9份。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自家人关系在农民的人情往来中数目相对固定。
自家人的规模和相互关联是考察宗亲关系在农民生活中作用的关键。在税务村，一方面，自家人的社会关联程度降低，另一方面，自家人的规模停滞不前，两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我们认为，自家人在农民生活中的作用降低。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2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