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农村人情交易功能演化的金融逻辑是随着市场经济现代性的渗透开始的，它使得农村的小农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并最终确立。

　　“人情”这个词语有三层涵义：（1）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2）人之常情。（3）情面和恩惠。[1]目前关于人情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情内涵的第一层次和第三个层次。[2]本文重点讨论的是人情内涵的第一层面，即农村户与户之间的礼金应酬和礼物馈赠，在这一限定的范围内讨论此种人情的初始功能及其演化的结果。　

　　2009年8月贺雪峰教授在浙江奉化调研时发现当地的人情消费让其印象极为深刻。“奉化农村，人情已由本来的‘公共性’的事务，变成了可以由村民随便安排支使的私人事务。在中国传统社会，人情不仅是一种互惠，而且是一种‘礼’，是一种规矩，是什么样的人该送什么档次的礼和办什么规格的礼，现在什么人和什么事都已不重要，所办事情质被取消，而仅仅留下私人的关系和人情的返还。人情过去的质被取消而只留下量的含义。这是奉化农村人情不断向上攀升，酒席档次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3]笔者在2011年新年期间到安徽省阜南县刘岗村调查时，发现该地的人情消费也很繁重。人情的数量增多，频次较高：孩子上大学，老人过大寿，邻人做房子都要“做人情”。调查时有一村民结了三次婚办了三次酒席，其亲戚都说这个人“想钱”其大意就是说这人很贪婪的意思。目前全国各地农村的婚礼和丧礼越办越大，酒席多在40桌以上，礼金分布：邻人一般在200元，户族内在300元左右，小亲族在500元，两代以内的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在1000—2000元；但兄弟姐妹之间已有10000元的人情大单。通过本次的调查发现：该地区人情消费礼金数额相差较大，分布不均衡，其区间为100元—10000元。　

　　当前的农村人情消费相比取消农业税之前呈现的特点为：（1）人情消费的“木桶短板”快速上升，现在最低的单笔礼金都在100元之上；（2）人情的外延范围迅速扩展，由血缘、地缘的人情交往向业缘扩展，人情消费开始向陌生人社会延展；（3）人情消费频繁，人情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以家庭为单位的年总人情消费占居民收入25%—27%；[4]（4）人情消费由传统的婚丧嫁娶向一般性的事务型事宜转变。　

　　对于农村人情的功能及其演化，现在的学术研究现状集中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且前者研究的资料文献较多，在金融学研究领域还是很稀有的。这也是本文的写作目的，试图从金融学的逻辑来诠释人情的传统功能及其演化。　

　　一、农村人情功能及其异化的社会学视角和经济学视角研究现状　

　　农民在礼尚往来的礼金或礼物的回赠中，结成了两种类型的人际关系。贺雪峰教授所在的团队从社会学上对此的界定为：仪式性的人情和日常性的人情。[5]前者指仪式性场合的表达性回馈，如农村里的红白事；后者指非仪式场合的表达性回馈，如春节期间亲戚之间送给彼此孩子的压岁钱，生日、祝寿贺礼等。在人情的功能上，贺雪峰认为人情上的往来能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上的互助，具体而言有三种功能：一是解决生产、生活的共同事务，二是为特定农户提供应急的帮忙，尤其是通过互惠来提供婚丧大事所急需的经济和劳力支持，三是形成了一个基础的感情寄托。[6]陈柏峰认为农村人情交往已从最初的人情互助功能转向了敛财功能，原因是随着农民的原子化致使农民由长远预期向短视转化的结果。“人情的经济互助功能是在人们生活预期较为长远的条件下发生作用的。人们生活预期长远，才会在村民中进行长期的储蓄，才不会想着将已行的储蓄即可兑现。这样，人情的经济互助功能才能实现。” [7]　

　　从经济学的进路来研究农村人情问题的文献还比较少，金晓彤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采用博弈论的视角来研究。[8]刘军认为在农民普遍厌烦的状况下，人情消费仍然得以存在并持续增长，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选择是弱势的农民在外部金融资源匮乏的语境下的最具体的选择。遗憾的是虽然经济学界有大量的民间金融问题的研究，却始终没有把人情背后掩盖的“隐形金融”纳入研究范围，致使民间金融与农村人情功能之间没有建立勾连。　

　　以上是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对农村人情功能演化的主流解释，两者分别从预期的角度和博弈论的解释农村人情功能的异化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然笔者想从金融学的角度来阐述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　

　　二、农村人情功能的金融学视角的解读　

　　关于农村人情功能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陈志武在“文化学的金融逻辑”范畴里，试图从金融学角度对儒家的文化进行解读，并顺带提到了农村的人情功能。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以人格化的隐形方式实现的，其交易范围多在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亲戚间的礼尚往来就其实质是跨时间的价值交换的代名词。送人情与回人情在这种金融交易的安排下，交易头寸以人情记下，而不是显形的金融合约形式。[9]人情之间的走动结成了农户家族内的“隐形金融交易关系”，具有人际金融交易的性质。这种解释对农村人情的基础功能是充分的，他理性的抽象出农村人际交往的金融实质，使金融学具体的解释了日常生活的社会现象。本文也力图把农村人情的礼物互换的社会学上的概念，用金融学的金融交易行为理论，把人情的“份子”释义为“头寸”；把人情的走动定义为一种“隐形的金融关系”，把人情的内涵以金融学的概念来诠释、来分析。　

　　（一）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传统功能　

　　“农村的人际金融交易”的传统功能又可以理解为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基础功能。从金融学的角度来解释人情的基础功能，就是要理解人际金融交易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这里所指的传统功能或基础功能的具体语境：在空间维度上是指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在时间维度上指2000年之前的时间段。只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维度主要是基于：（1）这之前中国的乡村市场化程度还不高，中国大部分的乡村社会还是“乡土”的；（2）农业税在这之后开始试点并逐渐取消，村集体一级的公共管理职能开始弱化，村民逐渐原子化。（3）这之前的中国乡村的人情消费还是很“传统”的，人情单小，主要维系在“仪式性的人情层面”上。　

　　农村人情交易的传统功能金融逻辑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内生推动：风险管理、金融储蓄、融资。　

　　首先，农村人情金融交易是伴随着风险管理产生的。在小农社会，人们处在一个封闭狭小的生活圈子里，在熟人社会里进行着生产的合作和感情的交流。然生老病死皆是人生无法回避的大事，尤其是面对红白事，这些事都具有”系统性风险的特征”。这些大事往往是一家一户无论是在人力上还是财力上都无法解决，这客观上要求松散而若小的农户突破户的限制，寻求互保机制，由此形成了由血缘到地缘，再到业缘的人情网络。这背后的行动逻辑是单个的农户面临着不可回避的金融风险，这个风险是人们对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而风险的规避的策略是把风险作为一种商品打包之后对其优化配置。这种配置是通过：其一将损失在对象与时间方面进行最宽泛的分配；其二将损失分配于最具有支付能力的特定的人活动之上。[10]把这一风险管理的理念用来解释人情的功能时，就是单个的、脆弱的家庭把生老病死风险和婚丧嫁娶的费用，在亲族内进行最广泛的分配，且从家族内最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中获得资助，是把原本属于一个家庭内部的事务变成了一群人的事务，以至于单个人的风险成本最小化，而不是由一个人、一个家庭独自承受不可回避的剧痛。　

　　当风险的转移（包括对冲、投保和分散化）和风险的降低同时发生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个互利的过程，原本处于风险当中的人可以通过向某人付费的方式，使他人与自己共担风险。[11]农村人情的功能在于通过在熟人社会“随份子”支付一定的费用，把风险转移给了他人，在人情的亏欠和偿还间，将人情的账单作为隐形金融交易来实现熟人内部的互助、互保功能。这时一个乡土社会作为整体是收益的，因为他实现了风险的最小化，而且节省了用来应对这些风险的资源，使结余的金融资源能够被用于其他方面。[12]正是农村人情间的走动，人情头寸的交易使得人们在缺乏信贷、保险、养老、理财产品这一系列外部市场的金融产品的时空背景下，实现了小型社区内的体内资金循环和熟人治理。　

　　其次，农村人际化的金融关系除了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外，还有储蓄的功能。“送人情”和“还人情”是互惠的，人情的支出和收取实际上类似于储蓄和取款的过程。[13]人情的开支，别人办事时，村民前去送人情，这等于在别人那里储蓄了一笔钱，当自己办事时别人往往会还以更多的人情。在这一储蓄和提款的过程中的货币差额或实物差额就是利息，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金融学上储蓄的涵义是正储蓄者（资金盈余一方）将盈余资金转移给资金短缺的负储蓄者（资金短缺的一方）使用，然后由后者的收入流量来偿还正储蓄者。[14]为了平衡生命周期内的收入与支出的关系，人们尽量为未来的消费和规避风险做提前储蓄，以应对不时之需。　

　　村庄内的人情互换，正是建立在人际金融交易的保值和有限增值的基础上才发挥它的保障功能的。因为人情往来是跨时间的价值交换，因此“回人情”者回报的人情一般大于送出者送出的人情，至少两者相等，要不在村子里别人就会说前者不厚道，“不会做人”，会遭到亲戚和邻居的鄙视，这会导致个体的“农村社会资本”[15]迅速的贬值，这样的个体在以后遇到大事时别人就不会再送人情。这其实就是金融交易的信用违约，银行会把到期不偿还借款的人送上法庭，列入信用登记的“黑名单”，农村的风俗习惯会利用舆论的力量和经济的孤立来对不会做人情者进行处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里，一个信用不好的人在和别人交易时是处在信息完全公开的环境里的，这样会使违约者被边缘化。考虑到如此高的违约成本，作为经济上理性的“人情受惠者”是不会有违约行为的，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物价的上涨来返还对方更大的人情。正是熟人社区里的这种环境构造和与之相生的“天然的”[16]的人情金融交易保护机制使人情往来除了保值功能外，还产生了增值的功能。　

　　再次，农村人际金融交易还具有融资的功能。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最早出现的钱庄和当铺也不是为农民服务的，而是为流动在乡间和城市之间的小商人服务的。这主要是栖息在土地上的农民很少参与商品经济，且其没有固定的资产可以抵押给银行，这客观上导致农民很难从钱庄或店铺获得间接融资。即使在当下的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依然很难从银行获得融资。现在的银行贷款业务的两种基本类型：担保贷款和信用贷款都无法真正的服务于农村社会。因为农民唯有的不动产就是承包的土地和房屋，而现在的《土地管理法》是禁止以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用于贷款的，且建在在宅基地上的农民自由房屋，由于宅基地无法进入担保领域，致使房不能随地走，农民无法发挥作为房屋所有权主体应享有的收益权利。　

　　在上述种种外部条件的约束下，农民不能和城市的金融服务对接，致使农民外部市场融资困难，只能诉求于内部。正是通过办红白事的人情费用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流动性的集合，正是通过一笔笔的人情单债务在短时间获得融资，以解燃眉之急。　

　　（二）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功能演化的成因分析　

　　正如本文在开头所言，当下的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出现新的特点：（1）人情消费的“木桶短板”快速上升，现在最低的单笔礼金都在100元之上；（2）人情的外延范围迅速扩展，由血缘、地缘的人情交往向业缘扩展，人情消费开始向陌生人社会延展；（3）人情消费频繁，人情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以家庭为单位的年总人情消费占居民收入25%—27%；[17]（4）人情消费由传统的婚丧嫁娶向一般性的事务型事宜转变。这只是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现象，其背后是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功能的变化。农民在市场经济现代性渗透下，其身份开始从农民向市民演化，其理念开始由互助向投资转化，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静态的以耕种土地为生活来源的农民，他们在正式金融市场之外的非正式金融市场中扮演着制度的供给者和消费者，他们既是投资主体，又是消费主体。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功能异化的逻辑链条是什么？本文接下来试图从市场经济现代性的渗透，农村非正式金融市场的替代功能，作为交易对象的社会资本这些金融板块来勾勒出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功能演化的金融地图，通过社会学嵌入结构理论，来理解社会的变迁以及在这些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个人生活。[18]　

　　1.市场经济现代性在农村的渗透　

　　市场经济已不再单独在城市的内部发挥着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它的触角已伸向农村、农民、农业，农村成为城市粮食、蔬菜、劳动力的供给地，农民的工资和储蓄一方面由于资金的非农化，通过农村信用社为城市化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又在农村有了剩余，为乡村的自我建设提供了金融支持。市场经济这只配置资源的无形的手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指引着农民工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流动。正如贺雪峰所言：“全国统一劳动力及其价格机制的形成，对人多地少经济贫困地区农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首先响应城市统一劳动力市场价格的诱惑，离土又离乡，进城务工经商”。[19]　

　　通过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市场经济赋予了新时期的农民“准市民”的特点，市场经济的理念、运行的逻辑深深的嵌入到农民的经济行为之中，市场经济制度性的内容，开始自然的成为农民普遍的生活。如朱苏力所言：不管人们是否情愿，如何感怀，由于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整个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城市化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农村对城市更依赖了，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了，许多农业户口的人实际上已经成为市民。[20]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机制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人手中，然这种竞争机制得以运行的前提是竞争主体具有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他们不类属于封建制下的具有森严等级制度的家族，而是一个个独立、自由、自我决策，自我负责的经济主体，它们是自利的理性经济人。经济人使得农民商人话，使得农民摆脱身份的限制，近而使得时代从身份过渡到契约，这为私法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使得市场经济的交易行为在民事主体之间得以延伸、普遍化、商品化。[21]　

来源：三农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