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赣南万村的田野调查

　　返乡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多年，其在城市所习得的各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被带回农村，必然给乡村社会带来一些新的影响。

　　对传统思想观念和伦理带来巨大冲击

　　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作为一个“异文化”者，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新奇。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耳濡目染了许多城市市民的思想观念、伦理价值。返乡后，他们也将这些所谓的城市文明和现代性带回了农村。

　　□ 案例

　　当谈到村里丧葬礼仪方面的变化时，年仅29岁但已在外打工12年的钟发生说道：“是好了，才会改变，不好就不会改变。以前，尸体放祠堂，等选好日子，尸体都腐烂了，不太好，现在，火葬好一点。……人死了之后，孙子、孙女都围在那里哭，确实不太好。在温州那边，看别人办丧事确实办得好，请人唱歌、跳舞，看电影，这样很好。不像我们这里，人死了，哭啊，闹啊，不好看。”“真正孝不孝只有你自己知道，老人死了，你哭一下就是孝啊？真正生的时候，你孝敬就好了，人死了，还有什么孝不孝的。……你一哭，哎呀，没什么。”

　　在福建打工12年、于2008年返乡现在担任万村村主任的叶立生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打算再生了。如果没有钱，儿子生的再多又有什么用？还不如把这一个培养好。”

　　返乡农民工在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学习到“敢闯敢拼”的奋斗精神，感受到“做人不能太老实”。如钟顺峰跟我们讲到：“我父亲不敢冒险，以前在林场呆过，只要呆下去，现在都有工资领了，父亲27岁与母亲结婚，现在68岁了。父亲一辈子没有奋斗的精神，不敢闯，眼光放得不远，不然家里不会这样的。”

　　返乡农民工在外面习得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行为，给村庄传统思想观念和道德评价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并逐渐主导村庄社会生活的情况下，这必将导致村庄传统伦理发生剧烈变化。

　　挣脱土地的束缚

　　调研发现，许多返乡农民工并未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将原来流转或者抛荒的土地捡起来重新耕种，而是选择了脱离土地的谋生方式。尽管他们回归了家乡，但并没有回归土地，形成“回乡不回土”的局面。他们凭借自己在外打工多年所积累的生活经验、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从事着各种非农经营活动。

　　□ 案例

　　从温州回来的返乡农民工钟发生和他的兄弟合伙买了一个挖掘机，专门出租给别人，一个小时100元，个人一年可获3-4万元。他的妻子一边照看小孩，一边做服装加工，从镇上的服装店里面接生意。家里没有种田，平时的生活用品都花钱购买，包括使用自来水、买菜、买米等。生活开支比较大，一个月要800元左右。

　　今年44岁的钟旭辉曾经在外打工7年，1998年返乡后办了一个服装厂，经营了两年，后因生意不景气被迫停产倒闭。之后，他在附近的一个发电厂找了一份工作，月薪1200元，包吃住，厂里负责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妻子在经营一个小规模的养猪场，自己不用上班时也在家里帮忙。

　　从这些返乡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方式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脱离土地，或者开店经商，或者搞其他副业。即使有的还从事涉农行业，但也主要是从事规模经营，以面向市场为主。返乡农民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市场化，不仅使得他们脱离土地，而更重要的是将他们进一步推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其生产生活主要依赖市场进行，导致他们越来越脱离村庄，村落社会的重要性对他们而言逐渐降低。

　　村庄共同体逐渐瓦解

　　外出务工农民返回家乡后，他们的人际网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原先一同成长的同辈群体要么在外务工经商，要么长期缺乏联系，早已变得较为陌生。

　　□案例

　　返乡农民工钟发生表示：“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外省的，跟本村的人联系反而少一些。在一个厂做过的，都会有一些感情。”“村里的人，跟外面交往的朋友相比，不像那么有友谊。村里的人都认识，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感情一样。”

　　在外打工20余年的钟启飞也感叹道：“回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熟悉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人，现在很少一起玩，讲不来。”

　　由于常年在外，原先关系密切的血缘群体（或同辈群体）因缺失联系，导致感情逐渐淡漠。他们已经难以寻找到以前的心理认同感，熟人社会逐渐陌生化。与此同时，业缘、趣缘因素在返乡农民工的人际网络中得到凸显。他们对在外务工时建立的业缘、友情关系产生了非常强的依恋感，甚至将在外务工认识的朋友作为主要的交际对象。如今，返乡农民工的人际网络已经超越了村庄。原先的熟人社会已经不再，村庄共同体逐渐瓦解。这是返乡农民工给村庄社会结构带来的巨大冲击。

　　渗入村庄权力结构中心

　　调研发现，返乡农民工已经影响到村庄村治力量的更替，村级组织开始吸收返乡农民工进入村庄政治舞台。

　　目前，返乡农民工叶立生就担任了万村的村委会主任。他自2010年初开始出任村委会主任，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外，村里还有一些返乡农民工被吸收为入党积极分子或者已经发展成为预备党员，作为村干部的后备力量进行培养。比如前文提及的钟发生已经被村里吸收为入党积极分子，并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这些进入村庄权力结构中心的返乡农民工主要是永久性返乡者，且在村庄的评价体系里面属于外出打工群体里面的成功人士。他们一般都已经打算在家创业，不再有外出务工的计划，从而能够成为参与村庄政治和治理的持续、稳定的力量。

　　当然，在看到返乡农民工逐渐登上村庄政治舞台、给村庄治理注入新鲜活力、将村庄引向更加非农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一些返乡农民工从外面习得的新思想、新观念比如“敢闯敢拼”、“大干快上”、“大搞项目”等，固然对促进村庄经济发展有一定意义，但也可能会导致过度折腾、劳民伤财，加剧村庄解体。还有一些返乡农民工仅仅把进入村治圈子、担任村干部作为拓展和提升个人社会资本、为自己从事非农产业和发财致富创造更好平台的良机，而没有把心思放在如何更好地治理村庄、带领广大农民致富上面。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应对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他们逐渐成为村庄社会生活的主导和主流，必然导致村庄传统进一步稀释、村庄社会结构进一步松散、乡土本色加剧退却，从而最终致使村落共同体遭到瓦解。届时，尽管农村依然是农村，农民却已经不是农民，而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市民”。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原题：田先红：村庄社会结构渐趋松散——基于赣南万村的田野调查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