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一种制度注入了和谐的元素和内涵，推动农民工家庭自由、稳定地迈入城市，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种制度才是文明的、进步的；当一个社会通过制度的指引和实施，消除城乡差别和身份歧视，保障每个家庭安居乐业，这个社会才能安宁和谐。
打破城乡樊篱，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社会进步。但是，2亿多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从事二、三产业，大都远离故土，抛家别妻，长达数月甚至经年不归。他们的家庭实际上处于解体半解体状态。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细胞功能退化或发生病变坏死，社会的肌体必然大受影响。就中国的情势看，农民工的存在不是三代、五代人的问题，很可能是更长时间的延续。因此，只有以家庭为流动单元，才能修复家庭这个社会基础细胞，从而促进社会肌体的健康发育，使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可能。从长远看，不以家庭为单元的流动不是合理的流动；不以家庭为单元的迁徙不是稳定的迁徙；不以家庭为单元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一个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人口大流动
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民工潮”，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人口迁徙都有所不同。无论是规模、深度、广度还是影响等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一是流动群体大、影响力大。波澜壮阔的“民工潮”可以用六个“最”概括：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群，在最短的时间内，涌入最没有准备的城市，承托起规模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出数量最多的廉价商品，以最低廉的成本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上世纪80代中期开始，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2.5亿农民走出土地务工经商，其中一亿多在水泥丛林之间辛苦劳动，拿着比城里人低得多的工资，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弥补了城镇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不足，促进了城市二、三产业发展，为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使中国在全球经济普遍下滑的背景下，一路上扬，高歌猛进，一举摘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桂冠，成就了“中国制造”的世界品牌，从而改变着中国，影响着世界。
二是流动方式以个体流动为常态。农民工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经商，绝大多数都是一个人“单枪匹马闯天下”，举家迁徙的很少。据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工举家外出的仅占四分之一。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人口流动更为频繁，但大都是以家庭流动为常态。我国农民工采取个体流动方式，有其内在原因。首先，农民被城乡二元制度阻隔了几十年，一旦打开城门，他们便迫不急待地甩开一切挤入城市，寻求致富门路。其次，他们不自断后路、背水一战，在独自闯天下的同时，为自己留有来去自由的回旋余地，即使在城里呆不下去了，也还有“后方大本营”的最终保障。再者，农民工是从条件较差的农村流向条件较好的城市，但快速发展的城市不仅在制度和文化上拒绝、排挤外来人员融入，而且在物质基础、管理体制、资源条件等多方面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和困难，来不及接纳过多的外来人员，他们只能一个人先千方百计挤进城市再说，无法拖家带口。
三是流动时间长。农民工在外以务工或经商为主业，基本上是常年不归，时间较短的也长达几个月，有的甚至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十几年都不回家，家庭成员之间很难见上一面，有的孩子长期见不到父母，骨肉分离，互难相认。媒体报道，重庆人熊良山1989年到上海务工，开始是每年春节乘轮船回家过年。从1998年轮船停开到2010年的12年时间内，熊良山夫妇仅在2002年回家一趟，2008年儿子来上海看望父母时，他们竟然认错了儿子。农民工长期不回家的原因，既有“不能”也有“不愿”：一是担心失去工作岗位。在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城市，农民工找到一份工作很不容易，如果回家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就很可能失去工作机会，只有苦苦煎熬，死看硬守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二是城市与农村之间路途遥远，回家一次费尽周折，一位在浙江打工的西南某省女民工，想念儿子心切，骑摩托车六天六夜长途奔袭才得见儿子一面。加上票难买、路费贵，农民工不堪重负，不愿轻易花费千辛万苦挣来的“血汗钱”，只有不回家才能“一举两得”，既不用排队买票，又省了路费。
四是流动空间广。在二十多年发展的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无处不在，只要有用工需求的地方，就有农民工的身影，其足迹遍布全中国，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只要能挣钱，他们可以奔波到任何一个地方，干任何一种能干的工作。同时，农民工在开始初闯天下阶段，以个体流动为主，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少了家庭的束缚和羁绊，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和更多的选择余地。
五是期待父辈成为“末代农民”。农民工经过多年的打拼，生活条件改善了，素质提升了，在与城市文明的接近与融合中，视野拓宽了，眼界变高了，不满足于往返城乡之间的两栖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城市落地生根，特别是作为当前农民工主流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意愿更加强烈。有关调查显示，在这个有着上亿人的群体里，只有7%的人有以后回家的意愿。相比于父辈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务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迥然不同，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大多数正在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能够接受现代社会理念并且按照现代产业规律从事生产和生活。虽然在现行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下，他们还不能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但由于没有在农村的“苦难过去”，其参照系只有眼前的城里人，因而期望值更高，从一开始便义无反顾地追求融入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之中。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摆脱“农民”身份，让自己的父辈成为“末代农民”，最不济也要让自己成为“末代农民”，让自己的后代成为市民。他们的梦想就是自己和父辈谁当“末代农民”问题。
农民工以个体为流动单元带来“三难”
农民工常年孤身在外闯荡，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家庭成员长期分离，相互间缺乏关怀与照应，个人生活难；传统的家庭经营模式被打破，固有的家庭关系日渐疏远，家庭稳定难；个人问题与家庭纠纷，通过不同途径影射到社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冲突和矛盾，社会和谐难。“三难”不解，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的最严峻问题。
一是个人生活难。首先，日常生活没有避风港。农民工在城里干的是最脏最累最险的工作，住的是工棚、地下室或城中村，吃的是粗茶淡饭，过的是“大集体式”生活，日复一日的辛苦劳累之余，不能享受家人之间互相帮助、体贴入微的关怀和呵护，就是想吃一顿可口的饭菜都是难上加难。有了头疼脑热拉肚子，没有家人的照顾，只能自己忍着。其次，工余时间白白浪费。如果在农村，闲暇之余可以和家人相守在一起，教子、养老、夫妻沟通，履行一份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夫的责任；或是在自家的庭前院后，种瓜养菜，搞一些家庭副业，补贴家用。但在城市，工作之余只能举首望天、独守工棚，再无其他事可干。再者，精神找不到栖息地。“偶闲也作登楼望，万户千灯不是家”，农民工在城里是“孤家寡人”，没有家庭的温情，也没有说道和倾诉的对象，经常遭受的是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几乎没有文化娱乐生活，思家思乡之情难以排遣。每逢工余空闲或节假日，对别人意味着团聚和快乐，对农民工而言，恨不得“若为化得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更多的则是无尽的思念和苦涩。生活和精神的重压，加上职业病高发，医疗跟不上，他们的生命周期无疑缩短，有关资料显示，大城市人均寿命比农村人高12年。
二是家庭稳定难。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家庭是以熟人社会为背景的，其稳定性恐怕在世界各国也是名列前茅，这也是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础。随着“民工潮”的兴起，农村家庭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生产功能日益减弱，成员关系急剧变化，血缘亲情渐渐淡化，家庭失去了凝聚力，在“形”和“神”上逐步趋于瓦解，导致“五荒”：一是家庭经营荒。外出农民工多数是青壮年，留在农村的是老弱妇幼，农村家庭丧失了主要劳动力，以家庭为单元的经营格局被打破，承包地粗放经营，猪鸭鹅等难以养殖，菜瓜果等无法种植，经营性收入和家庭副业几乎为零。由此导致维系家庭关系的内部紧密协作劳动不复存在，使配合默契的成员关系日渐疏离。二是家庭责任荒。个体成员的长期流动使家庭处于分散状态，各种类型的“空巢型”家庭大量涌现，“无子”赡养老人、“无父”抚养孩子、“无夫”挑起重担、“无妻”照顾生活的现象十分普遍。远在天边的游夫、游妇们除了寄一点钱回家外，该尽的家庭责任鞭长莫及或经过长期消磨而意识淡漠。三是外部关系荒。长期离家在外的农民工打破了传统人际关系网络，日常交际对象主要是工友，与基于血缘、姻缘、地缘而形成的亲属和乡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传统乡土关系逐渐减弱、淡化，乡土气息的人情性质和互动内容改变了，取而代之是原来没有的雇佣、租赁等工具性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变为“比邻若天涯”，家庭的整体社会关系逐渐分崩离析。四是家庭成员感情荒。空间上的距离带来了感情上的疏离，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之间缺乏沟通交流与相互关爱，儿童缺少父母关爱和家庭教育，精神创伤大，难以健康成长；老人没有亲情交流和慰藉，寂寞无聊等精神压力难以排解；相隔两地的夫妻在生理及心理上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感情危机随之产生，农村离婚率持续攀升。紧密而温馨的家庭情感越来越疏远淡薄。五是伦理道德荒。在市场经济和城市陌生人社会规则的冲击下，许多农民工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开始蜕变，金钱、物质至上替代了传统美德，诚实沦丧，守信失守，伦理秩序出现混乱，道德底线开始崩塌，该尊敬的不尊敬，该爱护不爱护，“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他乡作故乡”，传统的伦理道德正在沉沦。
家庭是人类社会结构的基石、社会制度的原型、社会秩序的要素、国家形态的基础，大量的农村家庭分化和结构解体，将逐步导致家庭关系及其功能的退化，影响养老、育子、医疗、失业等家庭保障的深层基础，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甚至会动摇社会制度和国家形态的基石，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三是社会和谐难。因农民工及其家庭而引发的社会纠纷和矛盾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泛，如果任由这种态势发展，产生的破坏力将是巨大的。一是社会治安隐患多。一方面，农民工家庭的离婚、财产纠纷、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等民事案件增多，甚至出现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而这种现象正在进行着代际传递，缺乏家庭教育的农民工子女的违法犯罪现象不断增多就是明证。另一方面，满怀希望和梦想的农民工，进城后却承受着生存境遇艰难、生活环境恶劣的残酷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在公权力不能保障其合法权益时，最终的选择是以违法犯罪行为来显示自身存在，或借以获取生存资源；同时，农民工在缺乏家庭温暖和亲人慰藉的同时，又受到城市文明的拒绝和排斥，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使他们经常采取一些不健康的休闲娱乐方式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二是群体性事件频发。农民工的个体流动式生存和“大集体式”的工作、生活和居住环境，家庭负担和顾虑减弱，更容易抱成一团、联合在一起，各种自发组织不断涌现。据有关调查显示，深圳市农民工仅各地同乡会就达200多个。农民工由于在城市的社会地位低下，合法权益屡遭侵犯，诉求渠道不畅，维权之路艰难，对社会的不满经过长期的积累和传递，逐渐滋长并演化为一种社会离心力，甚至是反社会的倾向，在遇到劳资纠纷、劳动安全事故等诱因时，这种不满情绪就会大面积爆发，并通过围堵政府机关、集体罢工、聚众闹事、围堵交通甚至打砸破坏、暴力冲突等行为进行渲泄，进而演变为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其规模、参与人数、严重程度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我国历史上无数次的“流民作乱”是前车之鉴，现实中的英、法等国骚乱是活生生的实例。三是社会管理压力大。对农民工而言，长期流动使其自身的社会管理参与权名存实亡，人不在农村不能有效行使村民权利，身在城市却无法参与社区管理。对农村而言，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增加，即使是从形式上走过场，也要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仅计划生育一项，农村基层政府就倍感头疼，每年必须组织工作队多次进城，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在人海茫茫的城市，与农民工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对城市而言，外来人员增多使人口急剧膨胀，在运营管理体制、整体吸纳能力、公用设施建设、资源消耗、市容市貌、社区管理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对农民工的“社会性排斥”管制政策又引发了社会治安等多方面的矛盾与问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四是礼义道德缺失。从“盲流”到“农民工”，农民始终被视为城市的“外来人”，是地域意义上的边缘人，也是城市礼义道德的边缘人。城里人的价值观念成为城里人的专利，农民工的价值观念不被认同，享受不到城里人最起码的尊重、信任与帮助。学校招生，会弹钢琴是特长，如果说会养猪也算特长，便会遭人耻笑。一些企业道德底线崩塌，随意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甚至拳打脚踢棍棒加身，逼得他们跳楼上吊。在农民工的眼中，城市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人心却越来越狭隘；人住得越来越拥挤，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他们在物质生活与道德情感上无法融入城市，没有主人翁的责任感，缺乏维系和践行诚信道德的动力和热情，甚至无意或有意地表现出各种破坏公共秩序、践踏社会公德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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