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升与固化：理解失地农民阶层流变的二重维度——基于中部地区X村失地农民的考察
摘要：伴随着我国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和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我国又掀起了一波土地征收的高潮，导致失地农民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从城镇郊区向农村不断扩散，并成为社会焦点问题。本文通过对X村失地农民研究，表明失地农民并非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其本身并非受到失地的均等化的影响，土地征收使强势的农民挤升到上层社会，弱势农民则下沉到社会底层，加速了农民阶层流变并固化下来。
关键词：土地征收；失地农民；挤升；固化；农民阶层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并做出政绩，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理由征收土地，进而完成土地的工商业开发。随着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转移，土地征收所造成的失地农民问题已经由局部问题变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表明，目前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归因于土地问题，而其中60%左右直接由征地引起(陈立新：2004)，失地农民上访和依法“抗征”的群体性事件时常发生。农民安身立命的土地被征收之后，他们被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徘徊在城市的边缘，成为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以致不得不游荡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界，仅依靠微薄的土地征收补偿来“过日子”。失地农民成为了各社会阶层中最弱势、最边缘化、最缺乏保障的群体，成为影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对于这个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大问题，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失地农民的研究颇多，具有代表性研究的路径取向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四大类：
一是对失地农民群体规模研究。据经验数据表明每征收一亩耕地，就有1.4个失地农民产生，那么目前中国失地农民人数应当在5100万-5525万之间，而且每年新增200多万人。另外，按照目前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今后每年需征用土地250—300万亩，若按照城郊农民人均0.7亩计算，就意味着每年增加357—429万失地农民，到2020年后失地农民总数将达到1亿人（陈涛等：2006）。
二是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的研究。土地征收导致农民的损失是全方位、综合性的。如陈锡文所言:“农民失去土地以后，他当不成农民了，而领到的那点补偿金，也当不成市民，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市民，只能是社区游民，社会流民”（陈锡文:2002)。还有学者把失地农民的权益流失归纳为：经济权利的渐进缺失，政治权利的剥夺性丧失和社会权利的弱化性消失(梁伟、袁堂明:2003)。另外，征地补偿金作为农民原有资产（土地）置换的费用，在解决农民生活燃眉之急和重建新的生计系统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目前学术界主要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征地补偿的公平性、合法性、补偿标准、补偿内容、补偿分配等方面(张全景、王万茂:2003)。
三是失地农民出路的研究。目前有的学者研究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提出货币安置、入股安置、留地安置、招工安置、住房安置等等(葛永明:2003)。有的学者则研究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认为农民失去土地进入城市就意味着他们从农耕社会整体跃进现代城市社会。失地农民告别农业生存方式进入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而引起的适应问题其实就是一种“市民化”适应问题(叶继红:2010)。
四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学者们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 运行及社会保障的内容等角度对其展开研究(谷亚光:2010)。
这些研究取向多限于政策层面上的研究，而且视角比较单一，主要聚焦于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和“市民化”等问题。换句话说只注重对宏观政策错位对失地农民经济、生产生活影响的研究。但失地农民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并非受到失地的均等化的影响。由此可以反观既有的研究，他们缺少农村社会本身的视角，以宏观的制度设计和想象，遮蔽了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对失地农民进行系统性考察，展现其内部的不同成分和阶层构成，在此基础上，讨论土地征用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所产生的影响。
二、农村的阶层分化与土地的保障功能
本研究是以中部某省X村为个案，X村下辖八个自然村落，十五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482人，618户，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317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12.8%，国土面积3.75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1992亩，人均耕地面积0.8亩，是典型的人多地少的中部农村。2005年X村被市政府划为经济开发区，为了能够尽快招商引资，增加地方财政收入，2007年市经济开发处就开始对X村进行“圈地运动”了，目前已有1500亩耕地被征收，剩下的492亩将于2011年底全部征完。经调查所知，X村征地补偿方式分为两种：一是货币安置即1.38万元/亩，二是每年拿1500斤/亩的粮食利息补偿，期限是到2028年。
本研究采取田野调查法（也叫实地调查法），资料收集的方式采取无结构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其中问卷调查随机样本抽样130户，个案深度访谈40户，调查时间为30天。
分田到户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严重的分化，表现为农民阶层分化的逐渐形成。按照贺雪峰的研究，取消农业税以来，以家庭与土地的关联度为单位来分析农民阶层分化是比较科学的，因此，他把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分为五个阶层即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在村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农村贫弱阶层(贺雪峰:2011)。
（一）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
脱离土地农民阶层的核心特征是生活来源不再依赖于土地资源。脱离土地的原因很多，有举家外出务工、经商，有自主办公司企业，有在乡从事其它非农工作等。就我们调查的X村情况来看，完全脱离土地农民为数不多，据村干部介绍，真正能够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只有18户，约占总户数的2.9%。
（二）半工半农阶层
这一阶层指的是家庭里“子工父农”或“夫工妻耕”的家庭经营模式。由于当地人土地矛盾突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之后，当地有能力的经济精英就带领800名村民上东北搞建筑了，主要从事泥工（粉墙）行业。由于工作强度较大，只有40岁以下的人才能吃得消。另外，受气候的影响，X村的农民工每年过完清明节就上东北作业，到了11月份气候变冷，他们又回到村里休息，这是一种“候鸟式”的打工经济模式。也就是说X村的打工模式一半时间打工一半时间在村里玩，因此一对年轻夫妇半年的打工也只能挣到3-4万元。由于老年人无法外出打工，只能留在家里从事农业，所以当地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家庭经营模式非常显著。
所谓的半工半农是指以务工为主，务农为辅的代际分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业收入虽然并不构成农民家庭收入的主体部分，却仍然不可或缺。正是因为有了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的辅助，基本的粮食、蔬菜等生活资料才可以避免完全从市场上购买，从而适量减少生活中各项开支货币化的压力，这就使年轻人的务工收入可以积攒下来举办大事和进行人口再生产。也因此，这个农民阶层不会轻易将土地流转出去。在X村的调查中，这个阶层的农民对土地保障的认同度是非常高的。X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家庭经营模式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详细情况见如下表1：
表1 X村代际分工的家庭经济情况
（三）在村兼业农民阶层
在村兼业农民阶层，主要指未离开农村，但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土地和农业的农民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农业和土地上的收入只是构成他们的兼业收入。这个阶层的构成比较繁杂，诸如乡村政治精英、乡村医生、商贩、店主、工匠、手工业者等。这个农民阶层对土地保障的态度比较暧昧，有地也可以，无地也可以。
（四）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
这个农民阶层的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很少，主要原因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顾，年轻人无法脱离村庄进城务工，可以称为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顾名思义此阶层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因此，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X村的土地非常少，土地对这个农民阶层的生活发挥了生存保障功能，因此在调查中我们没有看到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当地的种田大户最大规模也只有10亩左右。
（五）农村贫弱阶层
X村的农村贫弱阶层是指既无劳动力外出务工获取收入，又只有很少耕地，从而无法获得较多农业收入的农民家庭。具体来讲就是指村里因故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户、五保户、低保户等特殊弱势群体，土地是这个农民阶层的生存保障。X村130户不同农民阶层对土地保障功能的认同，详见如下表2表示：
表2 X村不同农民阶层对土地保障功能的认同程度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在X村农民阶层分化不是非常严重，但是依然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不同农民阶层对土地保障的依赖程度不同，其中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和村庄贫弱阶层对土地保障的依赖性较高，其次是半工半农的阶层，再次是在村兼业的阶层。总之，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X村仍有78.46%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是很强的，他们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主力军即“中农”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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