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毅鹏：乡村“过疏化”背景下城乡一体化的两难-三农采风|中国农民网_涵盖全国所有乡镇及行政村的农民门户网站

　　提要：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必然后果，乡村“过疏化”乃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必须承担的社会后果。过疏化背景下城乡一体化的进程面临着严重的两难：一方面，由乡村过疏所导致的村落社会的衰败，使其社会丧失了应有的“秩序”与“活力”。人口低密度背景下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以国家行政力量作后盾，采取并村的方式将分散的农民在短时间内实现集中居住，亦因其使农民居住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剧变而蕴涵着巨大的冲突和风险。城乡一体化推进过程所面临的两难，充分说明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关系的复杂性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选择的艰难。

　　关键词：城市化乡村过疏化城乡一体化两难

　　作者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12）

　　在世界城市化历史上，城市化与村落终结是一对密切关联的概念。一般说来，所谓城市化，实际上就是城市边界不断扩展和乡村不断缩小的过程。在工业主义和市场逻辑的主导驱动下，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而乡村世界则随着人口外流和资源锐减而不可避免地走上萎缩之路，这种两极相对的反向变化似乎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般法则。在日本，乡村社会的这一剧变被称为“过疏化”，而在中国学术界则一般被定义为“村庄空心化”。面对人类文明史上这一城乡关系空前复杂的转换和剧变，迄今各国多采取“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地域均衡发展”等作为回应对策，试图通过人为的政策调适，以使由剧变引发的种种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但作为一场历史性的大转变，城乡均衡发展和一体化绝非可以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转换过程。尤其是在城市过密化发展浪潮的冲击下，乡村不可避免地走向过疏化和空心化，对城乡统筹及城乡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制约。

　　一、城市化与乡村过疏化

　　如前所述，所谓城市过密和乡村过疏，实际上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学术研究领域，较早对乡村过疏化展开研究的是日本学术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日本经济奇迹的直接后果，乡村过疏化即成为其学界热议的焦点，而中国真正面临此问题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比较中日两国学界对城市化进程中的过疏现象所展开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两国学者的理解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一）“问题取向”下的过疏现象研究

　　在乡村过疏化现象显现之初，很多研究者主要是将此看作是由人口减少、收入下降等因素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较早介入过疏现象研究的日本学者伊藤善市即认为“所谓过疏地域，是指由于人口大幅度减少，导致社会生活发生障碍和困难，难以维持一定生活水平的地域。”[i]稍后，今井幸彦在《日本的过疏地带》中也把过疏现象定义为“因向城市激烈的人口移动，而导致人口减少而引发的种种问题。我们把人口减少地域的问题在相对于过密问题的意义上，称之为过疏问题。将过疏视为是因人口减少而导致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所面对的困难状态。”[ii]近年来中国学界关注村庄空心化问题的一些学者也大多从问题的视角进入研究，如有的学者把空心化聚落定义为：“居住在农村的住户, 在空间欲望驱使下逐渐向周边新扩带迁居,导致原聚落成新度下降、非居住房屋增加、废墟面积扩大、人口密度锐减, 并与新扩带形成强烈反差的一种聚落形态。由原来成新度相对均质的聚落, 发展为新旧二元结构的空心化聚落的过程。”[iii]“所谓村庄空心化，就是农村人口、资源从农村内部区位资源禀赋不足地区向外围条件优越地区和城镇转移，造成村庄聚落人口流失、房屋闲置的结果。”[iv]

　　可见，“问题取向”的乡村过疏化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由过疏化和空心化现象而衍生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试图通过相应的对策来减缓甚至解决问题。在这一研究取向下，人们固然要注意分析过疏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其分析所蕴涵的主要是一种“对策观念”，其潜在的假设是：只要提出一套对策体系，过疏问题便可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甚至得到解决，而对于“过疏化”和“村庄空心化”现象背后更具根本性意义的村落社会构造的变化则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难免堕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

　　（二）“社会解组”取向下的过疏现象理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过疏现象逐渐产生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认识，学界开始注意到：过疏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口减少和乡村经济衰退问题，而是在城乡关系发生根本性变迁的基础上乡村社会构造的根本性变化。在城市化巨大磁场强大吸力的作用下，乡村社会因青壮年人口急剧外流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解组和衰败。在这一意义上，只有从社会解组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才能对过疏现象给出真正具有深度的理解。如日本岛根大学安达生恒教授即把生产和生活机构——村机构的崩坏称为“过疏状况”，即“随着举家离农现象的大量出现，给予农户生产、村落生活、町村行政财政、教育、医疗、防灾、商业、交通等设施、机构以广泛影响。其连锁反映的结果，便是迄今的生产和生活机构功能崩解。”[v]1968年，内藤正中在《过疏和新产都》一书中也注意强调过疏化的社会意义，认为：“以人口急剧减少这一环境条件为前提，在农村山村地带生活的居民意识消沉衰退，以地域的基础单位——部落（村落）为中轴的地域社会，在生产生活的基础条件崩坏的背景下，地域居民的生产生活难以为继。”[vi]1993年出版的《新社会学辞典》中对“过疏问题”做了更为全面的解释：“所谓过疏，是农村人口和农家户数发生急剧大量外流的结果，导致其地域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发生诸种障碍，使地域生产缩小，生活发生困难，最终导致村落社会自身崩坏的过程。也就是说，过疏是作为生产和生活空间的村落社会的解体过程而存在的。在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由于人口大量集中于城市，使得过疏问题成为日本农村，尤其是山村地域严重而深刻的问题。”[vii]

　　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乡村过疏化或村庄空心化不是简单的人口减少和收入降低问题，而是在城市化背景下人类文明城乡关系及村落社会发生的空前剧变。但近年来国内学界在村庄过疏化性质界定的问题上，仍主要从经济功能和生产功能衰退的角度切入，认为“农村空心化本质上是在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 由于农村人口非农化引起‘人走屋空’, 以及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 新建住宅逐渐向外围扩展, 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闲置废弃加剧的一种‘外扩内空’的不良演化过程, 强调农村空心化是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 其结果产生了空心村。既包括农村土地空心化、人口空心化, 也包括农村产业空心化和基础设施空心化, 本质上是农村地域经济社会功能的整体退化。”[viii]由此种认识出发，其所认识到的过疏化和空心化的危害多局限在耕地资源的严重流失、人口严重流失、农村整体面貌难以改变、乡村人居环境受到破坏等方面，而对过疏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存在形态的根本性变化关注的不够。

　　二、乡村过疏化的实质及其对城乡一体化的限制

　　如前所述，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必然后果，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实际上是人类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承担的社会后果。在回应此问题挑战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地域均衡发展”等对策和设想，试图以此改变城乡间畸形变态的关系，使之趋于均衡。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而导致的乡村社会构造的根本性变化，导致城乡一体化的推进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一）人口过疏化对公共服务的制约。

　　作为人类步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栖居地，乡村和城市间一个明显的区别表现在人口密度的高低差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几乎所有的城市研究者在定义城市时，似乎都认同城市一般是作为人类高密度的聚居区而存在的。认为对于城市来说，密度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人群如果过于稀疏。倒是会带来一些变化，但那是不好的变化。……只有人群集中在一起时才会产生便利的价值。”[ix]“人流的密度必须达到足够高的程度，不管这些人是以什么目的来到这里，其中包括本地居民。”[x]密度对于城市来说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主要是因为无论是源于市场的商业服务，还是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务，抑或是居民间的“自我服务”，其顺利展开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都是必要的人口密度。但在由城市化和社会流动化的背景下，乡村能人和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出，使得妇女、老人、儿童成为乡村世界的主要留守者，乡村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现象，其后果是使乡村世界丧失了物质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基本能力，乡村公共事务亦处于瘫痪状态。当代中国城市化、市场化背景下乡村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直接后果，是乡村组织的衰败和村庄公共性的失落。

　　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视域下，中国各地方政府都加大了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以期加速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应该说上述举措在一些地区发挥了比较明显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域，其资金投入所发生的效力必定大打折扣。同时，那些市场化的社会服务也因其无法赢利而不会进入。

　　从比较的角度看，上述情形不仅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存在，而且，在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如日本在其公共医疗服务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就一直面临过疏化的制约。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在典型的过疏地域岛根县，“共有国民健康保险诊疗所49个，但其中有5个因缺乏医师而无法开业。此外还有29个诊所因交通不便和经营困难等问题虽表面上开业但实际上处于休诊状态。这样，49个诊所中至少有34个难以发挥作用。”[xi]由此，日本虽然已实行70岁以上老人医疗免费的制度，但因过疏化的山区医生短缺，医疗设备不足，使得这一制度形同虚设。由此出现了日本当代医疗服务业颇具特色的“无医地区”概念。根据日本厚生省的定义，所谓“无医地区”主要是指没有医疗机构的地域，具体言之，即是以此地域的中心场所为圆点，其半径4公里的区域内居住50人以内，不容易利用医疗机构的地区。据昭和48年的统计，“京都府下自昭和44年迄今，共有83个无医地区，其中有30个属于过疏地域。今天这种无医地区的数目虽然在减少，但地域医疗供给不足的现象却依然存在。[xii]可见，对于走向过疏化的乡村社会来说，单纯依靠政府财政的大力投入或市场化服务，都无法建立起健全有效的公共服务系统。

　　（二）过疏地域社会活力丧失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

　　以往人们在定义过疏现象时，往往将其看作是人口减少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化、表面化理解。事实上过疏村落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意义的问题绝非仅仅是人口减少，而是由过疏化所引发的社会活力的丧失，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过疏村落率先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导致的社会活力的丧失。

　　众所周知，在人口外流的过疏地域中，都是年轻人外出，老人遂成为村落社会中绝对的多数。由此过疏地域迅速突进到老龄社会，必定会对村庄的活力产生重大影响。故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在过疏化和空心化基准确立的问题上，应该加上“老龄化比”，过疏问题的实质是老人问题。日本农村社会学界在界定20世纪晚期日本乡村社会变迁的实质时，多使用“村落解体”、“村庄再生”等命题，认为当代乡村所面临的危机实际上是农业社会诞生以来见所未见的。在村落终结的背景之下，不仅乡村地域经济被破坏，同时地域社会关系和地域文化亦快速走向解体，具体表现为（1）基于过疏地域农村人口快速高龄化而导致农村社会人口再生产的困难；（2）基于生活过程和劳动过程负担过重而引发的社会联结的解体。上述危机作用于过疏村落的现实生活，集中表现为过疏地域社会活力的丧失。

　　第二，过疏村庄公共性的衰退。

　　所谓公共性，主要是指“某一文化圈里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xiii]其对社会具有极广的利害和影响。众所周知，传统的由村落组织承载的公共性主要包括：传导意义上的公共性，即负责将国家政策性的社会资源配给传递给个体村民；自生的公共性，即村组织承担的社会公共义务，包括村庄内部自生福利的分配和精神文化生活。在乡村能人和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的情况下，那些过疏村庄传导国家公共服务的能力已大大降低，也已无法组织起正常的公共生活，乡村公共事务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危机。

　　可见，在过疏乡村急剧衰落的背景下，乡村已不是与城市相并立的一极，只有实现解决过疏乡村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城乡一体化进程方可启航。

　　三、“村落合并”的契机与风险

　　如前所述，通过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的方式虽然会对城乡间的差距的缩减起到一定作用。但在村民居住分散和乡村过疏化的背景下，其功效仍受到很大制约。故在现实中，通过各种途径将分散的农民调整到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内，便成为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因为只有具备一定人口密度的地域，公共服务诸项目方可顺利展开。在中外城市化历史上，采用村社重新规划的方式，实现乡村城镇化及公共服务模式变革的成功案例并不少见。如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就曾多次运用“市町村合并”的手段，重建城乡社会。尤其是进入21世纪，“受地方分权、财政状况严峻、少子高龄化发展及‘町村’改‘市’必要条件放宽等影响,日本又出现了被称之为‘平成大合并’的新一轮市町村合并浪潮。大量撤销‘村制’地方公共团体,跳跃式推进农村城市化,涌现出一批城乡一体或以城带乡发展型的田园都市,提高了市町村政府为城乡居民提供行政服务的内容与质量。”[xiv]但应该看到，“村落合并”并非推进城乡一体化绝对的灵丹妙药，我们在承认此种方式具有一定有效性的同时，必须意识到其选择所蕴涵的巨大风险：

　　第一，由村庄合并形式引发的危机。

　　一般说来，村庄合并有两种形式：其一只是行政区划上的改变，即在农民居住生活不发生空间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改变其行政隶属。此种合并虽然也会导致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因村民的居住生活相对稳定不变，故其波动较小；其二是通过整村或村庄部分迁居的方式，根本改变村民的居住生活和生产生活，此种方式因其关涉到农民居住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动，其变动幅度较大，易引起严重的利益冲突和危机。

　　近年来在中国很多省份就曾出现了以行政力量推动的“乡村合并”运动。这一村落合并运动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借助“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乡村世界发生了较为迅速的变化，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但这种运动式的集中并村的方式，其弊端在于：（1）就农业的经营方式而言，其生产活动需要较大的空间，如作为产品和生产数据的仓库等，而在农业经营方式未发生改变的条件下，单纯地改变其居住方式，必然对其农业经营活动产生严重影响；（2）农民上楼后，因水电气、蔬菜、生活用品、物业费等的增加而使其生活成本大大提高；（3）宅基地具有生产、生活双重属性。在并存过程中，涉及到宅基地补偿等一系列拆迁问题，不可避免地引发诸多社会矛盾；（4）剧烈的空间迁移导致村民社会资本发生一定程度上的折损。

　　第二，村庄合并目标之错位。

　　就总体趋势而言，所谓城乡一体化，主要是城市要素向农村渗透，城市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城乡一体化绝不仅仅是乡村对城市简单的复制，更不意味着通过从“乡村”到“城市”的直线过渡而实现化乡为城。即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极致，作为人类社会最为基础的一极，乡村还应保持其独有的“自性”。那种“认为乡村社会和乡下人将来会变得和大城市的情况一样，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幻想。每个乡村社会都是根据自己的创造力来‘实现现代化’，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共同特征。”[xv]故在村落合并过程中，希图通过村落终结的方式消灭农村而实现城市化，其设计不符合实际，同时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第三，村庄合并过程中村民的自主性问题。

　　在这里我们所强调的村庄合并过程中的自主性问题，其实质主要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日本的平成年间组织的町村合并，之所以比较成功，其原因主要在于以民主的议决的体制来处理问题。故我们在推进村落合并的过程中，不宜以运动的方式展开，其进程应遵循个人自愿，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追求一步到位式的轰动性变革。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过疏化背景下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两难的选择：一方面，由于乡村过疏化，导致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人口密度低下的背景下，农民根本无法享受现代城市的种种现代服务，而由乡村过疏和空心化所导致的村落社会的衰败，更使得其社会丧失了应有的“秩序”与“活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国家行政力量作后盾，采取并村的方式将分散的农民在短时间内集中起来，亦因其对农民居住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剧变而蕴涵着巨大的冲突和风险。城乡一体化推进过程所面临的两难，充分说明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关系的复杂性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选择的艰难。故当我们指点江山，斥巨资实施社会工程时，都应慎之又慎。

　　[i] [日]伊藤善市：《对过疏地域的几点看法》，《中央公论》昭和42年（1967年）6月号。

　　[ii] [日]今井幸彦：《日本的过疏地带》，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6页。

　　[iii] 程连生、冯文勇：《太原盆地东南部农村聚落空心化机理分析》，《地理学报》2001年第4期。

　　[iv]何芳、周璐：《基于推拉模型的村庄空心化形成机理》，《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v]【日】安达生恒：《过疏地带的农业经营和生活》，《地上》昭和42年（1967年）6月号。

　　[vi] [日]内藤正中：《过疏和新产都》，今井书店1968年版，第49页。

　　[vii] [日]森冈清美：《新社会学辞典》，有斐阁1993年版，第193页。

　　[viii] 刘彦随、刘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地理学报》，2009年第10期。

　　[ix]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x]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xi] [日]内藤正中：《过疏和新产都》，今井书店1968年版，第13页。

　　[xii] [日]益田庄三：《村落社会的变动和病理——过疏村庄的实态》，垣内出版株式会社1979年版，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