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十年回眸
在读《改革：反思与推进》一书的时候，我为其中的“三农”专辑所打动，并勾起了我关于“三农”问题的记忆。我忽然想到，自“三农”这个词在上世纪末出现以来，竟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三农”问题今非昔比，甚至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徘徊不前到豁然开朗
1999年第12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温铁军的文章《“三农问题”：世纪末反思》，这被认为是将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概念首次以“三农”这个词统一表述出来，就此“三农”问题的概念广泛传播开来。
2000年初，湖北省的一个乡镇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镕基总理上了万言书，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由此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直到今天依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也就是在2000年底，一本叫《黄河边的中国》的专业书籍引起了三农研究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随后，于建嵘则忧心忡忡地提出了一些地方的农民有组织反抗的严重问题。
翻开那一段的新闻报道，农民负担绝对是一个高频词语，多少农民为此而进京上访，还有的不惜以自杀甚至更为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粮食生产不断下滑，农业结构调整缓慢，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农民收入增长连年缓滞而负担沉重，农民进城务工壁垒森严且工资多年不涨，一时间“三农”问题有积重难返之势。然而，不经意间，在十多年里，“三农”问题从徘徊不前到豁然开朗，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十年间有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伟大历史进程先后开启。国家对于农民的政策已经从减负转向增收并进一步推动城乡居民平等，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等不公平的现象正在消失，农民的国民待遇正在全面落实；国家对农业的政策从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到发展现代农业再到“三化同步”，无论是在理论认识层面还是政策举措层面均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的政策不断加强；国家对于农村的政策已经置于城乡一体的大视觉下，大力推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在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鼓励农民有序进城。
十年间“三农”问题的历史进程体现了执政理念的不断完善和提升，给予“三农”的地位从基础地位上升到重中之重，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从城乡割裂到城乡一体，研究“三农”问题的路径已经从技术层面转向制度层面，推动“三农”工作的方法从单一转向综合。十年间“三农”问题的重大进展必将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值得纪念的几个关键词
对于“三农”问题十年间的历史进程，可以用若干关键词来记录，如免除农业税，农业补贴，农民工维权，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农业，土地流转，农业保险，新合疗，新农保，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上学，农民进城，国民待遇等等。在笔者看来，重中之重、一号文件、农民负担、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几个关键词尤其值得纪念。
重中之重。这个词让“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002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有关方面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汇报，分析和研究2003年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了会议。这次会议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月7日至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胡锦涛、温家宝作重要讲话。会议指出，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从此，“重中之重”拉开了新世纪“三农”工作突破性前进的序幕。
一号文件。新世纪连续8个一号文件形成了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政策体系。“中央一号文件”原指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但后来逐渐演化为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影响深远。到2004年，面对严峻的“三农”工作形势，中央再次下发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到2011年，连续八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紧扣三农工作，不断强化着“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重中之重”地位。在各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2004年以农民增收为主题，首次实行“三减免、三补贴”政策，并放开粮价，实行最低保护价政策；2005年以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主题，开始对粮食主产县和财政困难县奖补，在贫困家庭中开展义务教育“两免一补”；2006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和新型合作医疗；2007年突出现代农业发展主题，提出“三个继续高于”的政策；2008年强调加强农业基础建设，首次提出探索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2009年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为主题，农业补贴大幅度增加，农民工、农村民生、农村土地流转进行专门安排；2010年要求加大统筹城乡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三农政策全方位加强；2011年首次出台单项主题文件，就水利这个农业发展的命脉提出了加强的相关政策与举措。连续8个一号文件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深化，显示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在理论实践问题上的不断探索，最新提出的“三化同步”的概念，标志着“三农”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新高度。
农民负担。“三农”问题的严峻性是以农民负担重为标志的，而“三农”问题的改善也是以农民负担为标志的。1994年分税制后，基层政权的人员富余情况日益加重，而保障基层政权运转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从农民的头上想办法成为必然的办法。一时间，有“头税轻、二税重、统筹提留无底洞”之说，农民实际负担远远超过中省规定的税赋水平，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悲壮的事件。《中国农民调查》对此进行了集中的文学化的描述，激起社会强烈反响。而2003年7月20日《华商报》发表的《陕西三农民自杀调查缘何让生命如此脆弱》也震动一时。于是有了曹锦清的《黄河岸边的中国》，也有了于建嵘关于农民有组织反抗的调查，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贾平凹小说《秦腔》也对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了反映。但一切以2004年为转机，中央启动了减免农业税的历史性举措，原计划用5年时间全部免除，但当年就有财政条件较好的地方全部免除，最后3年时间全国免除了存在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一个历史性概念就此终结，此后则全面转入不断增加农民补贴的历史进程。从农民负担如何减轻到农民补贴如何加强，足见“三农”问题已经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农民专业合作社。2007年可以视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历史元年，尽管此前也有过农民专业合作社，但从法律上完全明确、真正出于农民自愿组织的合作社从这一年开始正式起步。这也标志着，农业现代进程中的组织化改造重点，已经从大力扶持龙头企业的迅猛发展转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大力扶持。以龙头企业为带动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确实给日益过剩的农产品提供了后向开发的机遇，通过开展储藏、加工、运销等服务，延长了产业链条，提高了产业附加值，推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并进而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山东、河南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崛起有关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是山东的农业产业化更多的以出口导向为主，而河南却成就了几个国内第一的食品加工企业。然而，企业毕竟是企业，效益是其根本的追求，一旦市场出现风险，企业不可避免地要转嫁风险给农民，而一旦市场行情极好，农民也存在严重的违约现象。于是在一片反思声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迅猛发展起来，到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农民终于有了可靠的尽管目前还很弱小的自己的组织，来更好的在市场中闯荡，也更好地与龙头企业来合作和博弈。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与奋力突围
在十年的“三农”历史进程中，乡镇企业的兴衰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出于农民又一伟大创造的这一经济形式，终于在三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迎来了自己的凤凰涅槃。
作为乡镇企业，其辉煌属于上个世纪，已经到来的21世纪某种程度上是乡镇企业的噩梦。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期，随着农产品总量的不断增加和对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限制政策的放宽，乡镇企业就像在突然间暴发了一样，风起云涌，这就是改革开放史上常为人道起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然而，乡镇企业的天生缺陷是明显的，有技术的问题、人才的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更有其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的致命性缺陷，即产权归属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企业发展史，大体可以分为两阶段，即从机制改革到体制改革，当从农村借鉴的承包制失灵、经营管理权放开的极限已经抵达，而企业的局面依然困难时，在机制上的探索自然而然的转变到体制上的探索，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要的是明晰产权，而产权正是乡镇企业的“阿喀琉斯之肿”。由此，集体企业的体制不可避免的受到人亡政息的规律影响，更重要的是难以规避祸起萧墙的悲剧。
随着时间推移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短缺经济导致的企业发展黄金期结束了，在市场竞争不断激烈，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不断逼近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终于迎来了矛盾集中暴发期，产权不清、职业经理人制度难以建立、企业发展水平较低等因素集中暴露，终于导致积重难返。到了新世纪，春兰的陨落，大概可以视为传统乡镇企业命运的一般终结，而曾经耀眼的乡镇企业“苏南模式”后来一度成为“弯路”的象征，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广东的部分地区，也有顺德科龙的衰败等让全国企业界关注的事件。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浙江的中小企业却从一开始就是由纯私人资本发起，虽然在早期受到政策的较多限制，也曾短暂戴过“红帽子”，甚至还经历了不光彩的造假、仿冒等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但却因为清晰的产权结构，在新世纪摇身一变，纷纷成为充满生机的现代企业，有的已经做大做强。
在新的历史时期，当回顾乡镇企业的时候，发觉这个名词已经逐渐为人们淡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小企业所代替，但这也正显示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国经济的不断飞速发展成就，毕竟，乡镇企业也从来没有要为自己的历史撰写丰碑，它只是中国伟大农民的创造，并带来诸多的历史启示。
民工潮的涌起与民工荒的蔓延
民工潮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而且日益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也经历了重要变化。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335万人。尽管总体数量庞大，但却无法阻挡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从民工潮全面转向民工荒，这是“三农”问题的一个重大变化。
民工潮非一日一时形成，内中原因纷繁复杂。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民工潮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靠的估计是约1500万农民进入了城市的工厂。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时间，随着经济建设的兴起，再次出现大规模农民进城进工厂的现象。但在“大跃进”后，这一历史的正常进程被打断甚至是逆转，大约2900万农民被退回农村。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和各项制度的松绑，民工潮终于迎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洪流，并形成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农民在联产承包之后，被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始就近流动，进入非农领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离土不离乡”民工潮正式形成。第二次浪潮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此时城市非公经济全面加速，东南沿海外向型加工企业如雨春笋般蓬勃发展，而农村经济却步入最为困难的时期，乡镇企业日渐式微，分税制后基层政权运转的财政压力全面转嫁给农民，“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正是这一时期农村形势的真实写照。在农民负担沉重而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的双重压力之下，农民被迫大量进入城市，“离土又离乡”的民工潮由此形成。
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民工潮，更多的是“被迫”的因素，中间充满了悲壮的色彩，也对农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尽管正是民工潮的涌入，才造就了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中国制造的腾飞，但一些城市为防止农民“盲流”的涌入，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使用堵、卡、罚、遣等手段，其场景至今让人触目惊心。而对于农业发展来讲，一是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生产者变为消费者，农产品供给压力大增，2亿城市农民工新增的商品粮与菜篮子产品消费数字惊人；二是农民工进城带来的城市化加速意味着消费层次的升级，农产品质量压力大增，对农产品的品种结构、质量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农业正面临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同时下降的双重压力，农产品生产压力大增，确保农业生产稳定增长任务艰巨。
改革开放后民工潮的第三次浪潮出现在本世纪1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经济在多年的累积增长后，终于迎来了几何增长的拐点时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突破一千美元大关的温饱值到突破三千美元的拉美陷阱平均值，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若观看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增长坐标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年际增长曲线像一个突然昂起头的巨龙，直穿云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民工潮的概念悄然间改变，民工荒由区域性、季节性逐渐演变为全局性、经常性，过去只在东南沿海出现的招工难逐渐蔓延到东北、西北直至大家司空见惯；过去可以对农民工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企业管理人员发现，现在必须高打“待遇牌”，善打“保障牌”，还要巧打“温情牌”，否则因缺工导致的开工不足现象无法改变。农民工内部也在分化，随着产业转移的梯次推进和区域经济的崛起，一部分农民工选择了回乡就近就业，还有一部分青年在城里挣钱后选择回到农村创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最让人难以适应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形成，他们不再为纯粹的经济因素而来，厌倦了父辈们候鸟式的民工生活，他们为做城里人而来，却不管在这个城市能否生存，这个城市是否原意接纳；“新生代”农民工还普遍缺乏老一代农民工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默默无闻等品质，他们拒绝加班，厌恶脏活、累活，随便跳槽，有一些自卑却很敏感，这也为企业管理者带来了新的难题。“新生代”农民工正以最强的决心冲击着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并留下一系列让社会纠结的痛。
在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是必不可免的，这一历史趋势不会因为城乡二元体制这一历史的隔离制度而改变，如何将上亿的农民工平稳有序地转化为市民，消化沉重的“半城市化”包袱，正在日益成为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性课题，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也考验着各个城市的管理能力。
“三农”的未来展望
在回望“三农”十年历史进程的时候，既感受到已经走出最为困难的时候，也感受到还将经受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的压力依旧，但“三农”的未来却可以透过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来憧憬，并对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思考。
中国农业的前途问题。尽管各方面专家对中国农业的未来描绘了很多，但一个基本的国情不可改变，这就是人多地少。因而，我赞同黄宗智先生的观点，中国农业的出路必须要推动小农经济的新生，其前景将会是以小型农场或小型家庭农场为主，呈现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特征。但我对中国农业的前途问题还想描绘得再多彩一些，这就是在中国地域广阔且区域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模式会多样化，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形式会在大部分地区继续存在，经营规模的增长也会有限，但也不排除小农经济的加速分化，一些传统的非主流经营形式会崛起，比如东北、新疆的大农场，在农产品的商品化供应方面地位会更突出；一些发达地区在工业化、城镇化完成之后，农业的规模经营也会发展起来，而且可能是名义上的集体化；还有最适合资本介入的畜牧养殖产业，可能面临农户大量退出的境地，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代表；还有一些地方的家庭农场会发展起来，出现数量有限的中国农场主，尽管其规模会比我们传统概念上的农场要小得多; 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来统一经营甚至是加工销售的局面会发展，但要形成真正的统一经营恐怕还需要继续期待，因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局面还需要时间来不断改进。
中国农民的未来主体。明天谁来种地？这是最近在多家媒体出现的非常吸引眼球的新闻标题。但我感觉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必须搞清楚谁是中国农业的真正劳动力。笔者强烈呼吁社会各界，应逐渐改变对农村劳动力“386199”（妇女、儿童、老人）的概念化认知，因为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一是妇女、儿童随青壮年劳动力一并进城的情况正在不断增加，农村的老年化、空心化更加严重。二是近年的中国农业劳动力其实主体是农业机械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凡是能够机械化的地方，机械已经完成了最为主要的农业劳动，凡是有条件的地方社会化服务也在加快覆盖。也正是因为这样，繁忙的三夏、三秋景象不复存在，老人才能在农村担负起农业生产的任务，而外出务工的人也可以在年中不再回来。三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一定是年轻人，特别是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农业产业，如现代畜牧业；而以返乡务工青年、返乡大学生为主体的一批年轻人正在带来农业的新希望，当他们选择回到农村的时候，就表明了农业将成为其人生的事业而不是老一代农民的基本生存手段，也就注定了他们必将扛起现代农业的大旗前进，他们的数量不必很多，因为也不需要很多，但作用却会越来越突出。
农村城镇化的警钟与隐忧。2009年底，全国城镇人口为6218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而贫困人口数在5000万人以上，城市贫困群体规模不小，应为正在加速推进的城镇化敲响警钟。由此，我不由得想起《三农中国》(第12辑)中，温铁军说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声疾呼加快城市化，可现在城市化快了，他却怕了，为什么要怕，因为怕乱了；贺雪峰则是算账式的苦口婆心，也说不要过快的城市化，因为盲目的进城农民会更穷；两人都提到，一味的加快城市化，贫民窟的出现几无可免，对社会的稳定会造成重大隐患。中国今天的城镇化，至少有三大隐忧，一是贫困群体的恶性循环，即低收入－低教育－低就业－低收入，而且中国阶层的分化与优势阶层的固定，会让低层群体上升的难度不断增加；二是农民进城的贫困化与封闭化，即农民在城市的工作层次大多是低技术低报酬的，无法支撑城市的生活成本，而心理上被城市人鄙视的情节将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与融入，甚至产生隔阂；三是城市土著居民与新迁入群体的融合问题，这在珠三角已经因为经济利益问题引发激烈的群体冲突，成为城市管理的新课题。由此，可以看到，在风起云涌的推动农民进城过程中，多是政府的劲大，而农民似乎无动于衷。现在围绕农民进城，在制度方面给予了过多的批判和建设，而恰恰忽略了作为进城主体的农民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他们想不想进城？有没有能力进城？多数情况下，农民非不愿也，而不能也。因此，要特别汲取农民进城的法国经验与拉美教训，让农民有准备地进城。近日，又有媒体发出《城市化请慢些，等等那1.28亿人》的呼声，建议解决好1.28亿进城未落户的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让农民做得起城里人，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坚持破除壁垒、顺序发展的原则，急于改变中国城市化率低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大跃进式的行政推动必须慎重，让城镇化在经济规律的引导下、在时间的推动下循序渐进，还要对城市的概念适当放宽，用城镇化而非单纯的城市化来实现农村人口的减少。
总之，中国的“三农”问题，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其庞大的历史体积需要在中国现代化的大进程中，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落来逐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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