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从猿人下地从事渔猎开始的。作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的源头正是农耕文化，中华文明的摇篮正是古老的乡村，乡村是传统文明的载体和源头，乡村也是现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例如，现代社会，在制度和规则层面有两大基本要件，一是产权关系及其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二是诚信体系。这两大要件正是传统乡土文化最明显的特质。首先，传统乡土文化观念中有着清晰的产权关系及其规范要约。比如，每家每户耕作的土地不仅有面积、地块等标识，还有“鱼鳞图”构勒它，就连阳光、空气、水这些取之不尽的自然之物都有明确的产权。盖房子不能挡住别人的行路、采光、通风，灌溉农田要兼顾下游用水，臭粪池不能建在村子的上风头等等，这都是溶化在农民血液中的维护别人产权的乡规民约；其次，传统乡土文化有着别具一格的诚信体系。城市是移民性的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靠契约，乡村社会是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靠的是诚信。以诚信和道德作为相互利益关系的抵押品，看起来没有法律的威严，感觉虚无飘渺，实际上比实物抵押更具约束力。因为在这种熟人环境下一旦违约，不仅要被整个熟人社区集体抛弃，还将付出祸及子孙的沉重代价。这种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在宋代就已形成气候，北宋吕大临兄弟创建的“蓝田乡约”一直影响到今天；此外，从生产发展的角度看，乡土文化也始终是先进生产力的担当者。我国农民早就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休耕、轮作、稻鱼共生等富有朴素的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思想的成功经验。即便是现代高科技的转基因技术，在古代也有其实现形式，比如金鱼就是由农民养殖鲤鱼变异而来。《吕氏春秋》中关于“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的农业“天地人三才理论”，是人类最早的农业哲学思想。古代农书知其名的有500多种，今天能够看到的还有300多种，这些农书不光是农业文明的传承者，也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启蒙者。中华文化之所以在五千年历史长河里经得起任何外来文化的冲击，任何不同的外来文化都会被它同化、包容，最终融入这个文化之中，就是因为有乡土社会这个稳固的、不可动摇的传统根基。　

　　国家的愿景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国家强大起来。毫无疑问，必须千方百计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城市化的另一面就是推进三农的非农化，就是减少村庄，事实证明，中国城市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差不多就增加10个百分点。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极大地消耗各种资源以达到资本积累的过程，需要巨大的社会成本。这个成本，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通过殖民地的扩张支付的。他们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都转移到了殖民地消化。在美国，印第安人现在大约还有40多万，而在300多年前欧洲人没来之前，北美大约有1亿印第安人。欧洲人的到来，大规模地屠杀，大规模地开拓疆土，大规模地掠夺资源，他们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殖民化。300多年的殖民化，欧洲大陆共移出四分之一的人口，资源环境空前宽松。同时，他们大量贩卖非洲黑奴，解决低端劳动力需求的矛盾。在这些国家，不存在我们所谓的“三农”问题，因为他们通过掠夺资源，输出剩余劳力和买入低端劳力，把工业化、城市化成本全部转嫁给了殖民地。通过殖民化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模式只能是那个时代帝国主义的行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不可能寻找殖民地转移矛盾，这个必要成本不得不向“三农”转移。我国改革开放前，城市需要向农村要粮；改革开放后，城市需要向农村要人，新世纪以来，城市需要向农村要地。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要保证一定的村庄保有量，才能不断吸取农村剩余，快速推进城市化、工业化。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