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农村的贫富差距及其影响　

　　如果说在改革初期，贫富分化的正面意义大于负面后果的话，那么在当下，贫富分化影响的不仅是经济发展本身的效率，更对社会的结构稳定和价值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当利益和金钱成为主导农村的价值原则时，农村社会整合的难度加大，其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也将不复存在。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最新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差距达到10倍以上，基尼系数为0.39349，逼近联合国的警戒线0.4。毫无疑问，这组数据再次从数量上证实了当前农村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然而，中国农村社会的贫富分化远比这几组数据所能显示的内容复杂，并引发了一系列深远的社会后果。 

　　熟人社会的贫富分化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在缺少城市户籍的条件下，农民根本无法在城市中获得生活资料和实现就业，大量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由于人多地少，中国农业根本无法实现庞大农村劳动力的完全就业，农业人口的增加只能导致农业边际效应的递减。与此同时，在农村内部，通过禁止农民进行市场交易，即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农民也不可能在农村内部积累货币财富。 

　　在这一时期，农村社会是高度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以约束农民的自由选择为前提的，所导致的是建立在普遍贫困基础之上的平等。 

　　在这个意义上，一旦放开农村的这种管制体制，任由农民脱离农业生产，而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在农业之外就业，那种依靠权力维持的刚性平等必然要被打破。从农村实际来看，随着外出务工成为可能，农村社会中具有年龄优势、个人能力强，并掌握一定技能的农民最早出去，成为城市中的淘金者。而因只能依靠土地谋生，加上农业产业的低效率和低附加值，留守村庄的务农农户这部分农民就成为相对贫困人口，农村贫富分化开始出现。 

　　本来，适当的贫富分化是激励底层群体追求财富的动力。从中国的改革方向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一条重要指导方针，适当的贫富分化是改革逻辑的必然。然而，在一个信息能迅速传播、大家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中，在一个经历过虽然贫穷但在经济上高度平等，以至农户对贫富分化相当敏感的社会中，当前的贫富分化对农村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贫富分化以更严峻的形势表现了出来。 

　　农村社区价值体系的裂变 

　　在这几年对中国农村的跨区域调研中，我反复地接触并感受着这种因财富占有不均而日益分化的村庄。在发达的农村地区，村庄的富人一掷千金，一次婚宴可以花费几十万元。他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主导村庄，而且还介入到村委会和村党支部选举中，成为新的政治精英。然而，与之相对，另一部分农村人口却因个人能力、机遇等方面的原因而在生活上只能保持基本温饱，甚至需要依赖国家的低保和各种救济政策才能生存，他们在村庄生活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助与紧张。 

　　也就是说，在经济意义上，农村社会已经形成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的不同群体和阶层，农村社会的分化正愈演愈烈。 

　　不仅如此，在获得货币收入的巨大压力下，拜金主义的价值观不断渗透到农村地区，消解着原有的村社生活形态和价值基础。作为一种期待，我们希望村庄社会是保留传统关系和价值的最好场所，在这里，人们不以经济理性原则处理彼此的关系，而是尊重权威，珍视舆论与道德。然而，当下的许多农村社会却已不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村社共同体。尤其是市场经济较为深入的这20年，农村真正发生了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有的家族权威结构在市场经济中被彻底解构，传统的地方习俗和礼仪逐渐消退，村社内的地方性节庆和公共生活消失，村社道德舆论解体，家庭内部的婆媳关系、子代家庭与父代家庭的权利义务关系都被严重错置，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农民行为逻辑的经济理性化。 

　　为了更多地追逐货币财富，这种经济理性化被无限放大，各种传统关系在经济利益面前不堪一击。于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消失并没有催生一个现代社会，反而形成一个充斥着美国人类学者闫云翔笔下只讲个人权利而不讲任何义务的“无公德个人”的社会。更有甚者，为迅速改变自己的贫穷生活，一地些方竟出现所谓“小偷村”、“小姐村”， 在那里人们“笑贫不笑娼”，大批村社成员竟然从事着法律和传统道德许可之外的行当。 

　　在农村内部，财富占有不均改变的不仅是传统的村庄社会结构，原有的道德和价值基础都面临着崩塌的可能。 

　　社会建设异常迫切 

　　从一个经济平等的社会过渡到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中国农村经历了短短的30年。由于时间太短，这样一种“冰火两重天”的翻转引发了农村社会剧烈的不适应。对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讲，适度的贫富分化是其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有历史和现实的太多因素影响，这种代价则显得尤其沉重。如果说在改革初期，贫富分化的正面意义大于负面后果的话，那么在当下，贫富分化影响的不仅是经济发展本身的效率，更对社会的结构稳定和价值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当利益和金钱成为主导农村的价值原则时，农村社会整合的难度加大，其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也将不复存在。 

　　这意味着，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二次分配调节者的政府扮演着更急迫、更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要直接调节社会的财富再分配，也要建设社会，在重建社会的道德和价值基础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在社会的主导舆论方面，对财富创造者的鼓吹、对经济发展的强烈呼唤，应让位于对社会真善美的关注，以培育宝贵的现代社会精神和正当的财富伦理。贫富分化形成的社会后果仍需要在后期的社会建设中逐渐消化。

来源：三农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