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最近发布《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称，目前农村居民基尼系数高达0.3949，并统计去年农民户均现金收入达38894.38元，比2010年增加4814元，同比增长达14.1%。　

　　然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年均实际增长8.1%，显然此报告得出农民户均近4万的现金收入有些偏高，因为若以农村户均3～4人，且户均适龄人口1.5计算，再扣除务工农民每年找工作和春节团聚需约2个月的闲暇时间，务工农民月工资将达2593元，显著高于城镇居民去年人均21810元的可支配收入。 

　　若农村居民内部基尼系数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必然远超国际警戒线。不过，基尼系数过高是否意味着社会不稳定，目前并无显性逻辑关联。事实上，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下的社会不稳定，本质上拷问的是导致收入差距的成因，而非基尼系数本身。 

　　基尼系数难以有效描述不同收入阶层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如一个阶层流动摩擦成本低的社会，不同收入群体始终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即机会获取成本低的社会，低收入群体一般不会产生仇富心理，大多会认为自己有机会和希望改善生存环境，这是静态的基尼系数无法反映出来的。同时，政府若为居民提供能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保障若相对完善，并能避免弱势群体出现生存危机，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也不会引发激烈冲突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农村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制度，牵制城乡人口和金融等要素资源的流动，致使社会阶层面临突出的固化态势。而且当前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水电始终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衍生出复杂的负外部性和搭便车等公地悲剧社会心理，无疑与农地非节约化、规模化经营不无关系。同时，当前土地制度下，农民无法有效分享征地所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本质上是农村要素资源和财富的外流，加剧了农村和农业的弱势地位。 

　　数据显示，农户中20%的最高收入者中务工农户占比88.9%，而20%的最低收入者中务农农户占比达82.5%，这透射出的并非是单纯的非农产业生产效率高于农业，更是当前制度在城市和农村显露的不同经济绩效，以及城乡差距的固化。 

　　由此可见，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是竞争社会必然衍生的结果，而且基于个人能力和机遇而带来的收入差距具有内生激励相容性，并不必然触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唯有非个人能力和非歧视性机遇带来的贫富差距，才会触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因此，伴随着国内贫富差距的过大，政府的治本之策是完善制度架构，降低因制度因素带来的激励不相容的收入藩篱，并改革现行公私边界混杂的社保制度，构建基于全民的基础性社会保障计划，实行公共社会保障的服务均等化，避免居民因收入过低、失业等陷入生存危机。

　　作者：刘晓忠

来源：凤凰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