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汪正年和彭双芹刚刚得知女儿患上重病 　　 

汪正年夫妇背着小女儿下山治病 

　　汪正年夫妇在家中　 

　　天还没亮，屋里只有一只灯泡带来的昏黄光线。24岁的妻子彭双芹摊开一件粉红色的小棉袄，仔细地放在火盆边烘去潮气，然后把它穿在不满半岁的女儿身上。32岁的丈夫汪正年蹲在门口，呼噜噜地吃着一碗清汤面条。 

　　这是正月十五的清晨。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的这个家庭却没什么过节的味道。汪正年将熟睡的女儿放进背篓，又盖上一层花毛毯。随后，他从卧室里取出家中最后一笔钱——4张百元纸币，小心翼翼地展平，放进自己破旧的黑色钱夹。 

　　汪家小女儿名叫“树琳”，出生没多久，就被查出患有重度地中海贫血。如果不能获得有效治疗，她很可能在幼年夭折。 

　　这种需造血干细胞移植才有可能根治的病，彻底打垮了这个脆弱的农民工家庭。为了“或许能更多报销”的医疗保险，在广东肇庆打工的汪正年夫妻带着女儿回到大山里的老家。干细胞移植的花费是“天文的数字”，眼下，树琳只能靠输血暂时缓解病情。每个月两三次输血，要耗掉1000多元，这个家庭很快就被一袋袋的鲜血拖垮了，“像水洗过一样”。 

　　随之垮掉的，是汪正年“很大的愿望”。自打16岁小学毕业后，他就离开寨子，进入城市打工。这个80后如今会用手机发微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也会在与人道别时用英语说一句“Bye-bye”。他曾经梦想着攒下一笔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开个家具厂，“这辈子不用再给别人打工”。 

　　但眼下，汪正年明白，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一家人的日子，可能就这样被困在连汽车也无法开到的寨子里，“过一天算一天了”。 

　　上午8点，夫妻俩背着女儿出发了。山路在悬崖边上，一些地方仅有双脚宽，一路都是陡坡。再穿过布满石头的河滩，经过龙川河，然后，他们才能挤上半小时一趟的小公共汽车，最终到达县医院。 

　　冬雨下了一整夜，他们的鞋子很快就被黄泥糊住了，山路上只有两人“吧唧吧唧”的脚步声。 

　　杀不起猪的新年 

　　汪家祖祖辈辈都住在山里。从山脚望上去，人们看不见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寨子。而从汪家的院子望下去，是一层又一层山坡，山脚宽阔的公路看起来就像条白丝线似地挂在尽头。 

　　汪正年夫妇和两个女儿，与60多岁的父母住在一起。那是一间上世纪80年代盖起的老房子，青黑砖墙填满了木头框架。“现在，没人修这种房子了，家家都要修砖房。”汪正年站在院子里说。他头发蓬乱，深蓝色西装外套上的灰泥掸也掸不掉。 

　　去年10月底，树琳被确诊为重度地中海贫血。因为时不时就要送孩子去医院，汪正年已经没法在离他们村10多公里的县城找份稳定的工作。而如果只是守着田地耕种，农作物的收成仅能维持寒酸的日常生活。 

　　这个打得一手好家具的年轻人开始“卖力气”。 

　　从贵阳通向石阡的高速公路正在山下不远处施工，这意味着原本8个多小时的路程可以大大缩减。有时，天还没亮，汪正年就和亲戚们约在村口，去高速路做一天零工。他学着砌边沟，或者与人合力抬走1000多斤的石头。 

　　“都是肩扛的活，特别累。”这个身高只有1.6米的男人说。不过，一天做上10来个小时，他能赚到80元钱。有时，县城的小装修队找他去做临时工，一天也能赚上75元。 

　　可并不是每天都能等来这样的活计。闲时，汪正年就随母亲走进梯田。地里长着萝卜、娃娃菜和豌豆尖。他们将三四十斤青菜放进背篓，挤上清早6点的小公共汽车，在农贸市场铺个小摊，以每斤1.5元的价格卖出去。 

　　可是，只要女儿发病，这些用力气换回来的钱，就会迅速流进血袋，输进奄奄一息的树琳体内。 

　　这个家，越过越衰败了。曾多次到汪正年家采访的上海记者刘行喆还记得，去年春节前，夫妻俩从肇庆赶回老家，还没上山时，就接到老母亲打来的电话，“水都烧好了，你们一回来就杀猪。” 

　　杀年猪，这可是他们一路上念叨着的事，更是农村喜庆的大日子。 

　　但今年，为了给树琳治病，猪早在过年前就卖掉了。今年的年货只有一条鱼，以及稍有富余的亲戚们送来的几块腊肉。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尝到肉的滋味了。自打树琳带着病回到寨子里，整个家就像是“被掏空了一样”。平日里，他们只能在黑黢黢的灶上烧沸一锅水，烫起豌豆尖，舀一小勺猪油和辣椒就成一餐。 

　　腊月里，1月8日一大早，同寨满叔家杀猪，汪正年带着3岁的大女儿蓝玉过去帮忙。戴着红帽子的蓝玉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还问道：“爸爸，我们家什么时候杀猪过年？” 

　　年轻的父亲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女儿。回到家，他拿出别人送的旧手机，发了一条微博：“我什么时候才能给爸爸、妈妈、小孩这样的幸福？我也是在盼望这一天啊！可是怎么没有。”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