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最近一个时期，中央不断发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信号。为何要如此突出强调农业经营体制创新？

    叶兴庆：对我国这种人多地少水缺、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以什么样的经营方式把农业的潜在生产能力有效释放出来，关系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间，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表面上相对平稳、大致轮廓未动，但变革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变革的深度丝毫不逊色于农村改革初期。如果说头几年的变革是波澜壮阔，那么这以后的变革则是静水深流。

    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是一个历史和逻辑的过程，现在提出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并非“突如其来”，而是过去30多年变革过程的延续；现在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也非“推倒重来”，而是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坚持和完善。

    记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经营体制变革面临哪些机遇和压力？

    叶兴庆：首先，随着农业副业化、农户兼业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日趋明显，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日益迫切。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明显的时期，农户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农业，农民会尽心尽力经营农业，农业潜在生产能力得到有效释放。随着农业劳动力逐步转移，一方面，农户非农收入逐步增加、农业收入的相对重要性趋于下降；另一方面，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妇女化，使农业生产经营越来越不便利。这种小规模兼业经营所能容纳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毕竟有限，解决不了“脚大鞋小”、“人大衫小”的问题。农业生产力要继续发展，农业经营体制必须创新。

    其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日趋迫切。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率2012年已达到52.57%，但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我们走了一条独特的农民转移进城之路，大量农民“一只脚”已迈入城市，“另一只脚”仍在农村。这不仅带来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而且带来城镇化水平“虚高”、城镇化扩内需效应发挥不充分等问题；不仅造成农业劳动力总量过剩与青壮年劳力短缺并存、继续向农外转移越来越难的僵局，而且造成非农产业劳动力供求关系过早发生转折、人力资源成本过早步入上升通道的被动局面。在这种转移模式下，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这既不利于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不利于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只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全家整体退出农业农村，而不仅仅只是部分农业劳动力转向农外，才能更好地促进工业化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才能使留在农村继续务农的家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