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强调社会运动组织作用的资源动员理论源于西方实践并获得大多学者的认同，也能够较好的解释西方集体行动动员，但对社会运动组织稀缺的中国，这一理论欠缺解释力。倒是在西方动员结构理论中相对不受重视的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对于理解中国乡土社会农民的集体行动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在乡土中国，依附在日常生活网络的动员网络，有利于沟通信息、强化认同，降低行动成本并克服“搭便车”的困境。而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在农村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行动更难以被管控。当这两种网络结合起来的时候，就组成了“熟人网络—新型传媒”动员结构，其动员将会更加快速、扩散性更强，这使得集体行动得以迅速的形成。

　　关键词：动员结构；农民；集体行动；环境抗争

　　根据麦克亚当、麦卡锡和佐尔德的定义，这种促成集体行动参与的正式或非正式管道即是动员结构。大致来说，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可以分为社会运动组织和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1］

　　社会运动组织的重新发现是资源动员论的一大贡献。“在资源动员论看来，社会运动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涉及了资源整合、领导分工、谈判协商的组织过程”。而“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的概念点出了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要求改变社会的运动并不是完全地脱离既有的社会结构，在许多时候，反而是利用现存的管道进行成员招募理念传播”。［2］西方学者对于动员结构的组织与网络的关注是基于其本土的现实，即存在大量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基础之上的。而显然，在社会运动组织稀缺的中国，组织的基础并不存在。倒是在西方动员结构理论中相对不受重视的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对于理解中国农民的集体行动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有关中国的集体行动的动员研究中，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的关联性”。在城市社区维权研究中，有学者以一个街区的环保运动为个案，得出了“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维权运动爆发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的结论。［3］有学者则主要考察“不同的社区网络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表现形态和行动绩效”，他得出如下结论：“融合性社区网络有利于提高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同时以理性温和有序的形态出现，因而降低集体行动的社会破坏力，促进社会整合”。［4］在农村社区抗争研究中，有学者通过三起对农民的环境抗争案例分析表明，中国文化在动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动员过程中，村民们常常诉诸于亲属关系、宗教、道德意识、传统的公正观等资源。［5］有学者则以林镇的三起群体性事件为例，以社会网络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得出了“在乡镇社会里，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同集体行动的暴力水平呈反比。具体来说，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越高，集体行动越倾向于常规化或非暴力；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越低，集体行动越倾向于破坏或暴力”。［6］

　　以上关于“社区网络、关系网络与集体行动生发与结果的关联性”的研究对本文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他们的研究中对于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的独特的动员结构缺乏关注，这不利于理解当前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在乡村的集体行动。而在分析动员结构时，首先要关注动员发生的社会场域及结构。因此，只有把农村集体行动动员置于独特的乡村的社会结构中，才可能把握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

　　一、熟人网络与农民集体行动

　　（一）“熟人社会”：理解乡村动员结构的起点

　　1．村落社会是一个聚落而居的“熟人社会”。聚落而居是传统村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恰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农民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密集于村里。亲属组织和需要相互保护这两个重要因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兄弟们平均地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土地，他们都企图留在同一块土地上。如果附近有其他空地的话，这个家庭可能扩展出去，并且，在经过几代之后，一个家族的村庄就可能会发展起来。大家是亲属的事实使人们在同一地方一起生活着。……这种农业家庭的集中，我们称之为村庄。”［7］这样一种聚落而居的村庄与城市社区相比，其同质性更高，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也更高，于是构成了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恰如学者在上个世纪4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立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8］这个熟人社会的特性一是近，二是亲。所谓近，即圈子封闭，活动范围狭小，形成一个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结构；所谓亲，就是村落中人们多为各种亲缘关系所网络，形成了一种普遍化的亲缘秩序。

　　时过境迁，中国的村落社会发生了诸多的变化，行政村逐步替代了传统自然村落的一系列功能。因此，有学者指出，“行政村虽然为村民提供了相互脸熟的机会，却未能为村民相互之间提供充裕的相互了解的公共空间”。基于此，该学者提出一个所谓的“半熟人社会”的框架，即所谓的强调“契约规章”、“能人政治”等。［9］但是，对于自然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立论，该学者也是持肯定的态度的。这意味着，“熟人社会”依然是理解当前乡土中国的基本视角。2.“熟人社会”是一个“关系网络”紧密结合的社会。在“熟人社会”中，血缘、姻亲、地缘等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网络结成的关系共同体就构成了乡土社会本身。如有学者指出，“村民将他们的关系网络看作是社会的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关系构成了他们的本土小世界，在其中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人与人之间以此为依据相互交往。在这个小世界中，关系是Mauss所说的总体性社会现象，因为关系在这里为个人提供了囊括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业余活动的社会空间”。［10］

　　（二）熟人网络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与优势

　　一个“关系网络”紧密结合的“熟人社会”客观上为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管道。如学者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既有的家族、邻里、朋友、教友、同事、同学关系都是重要的人际网络，可以提供社会运动的管道。”［2］当前，以家族、地缘、宗族等为核心的熟人关系网络已经成为农村集体行动的管道基础并承担了沟通、团结的功能，具有其独特优势。1．熟人关系网络：农村集体行动的管道基础。（1）家族网络与动员。从生活实体的角度考虑，中国人所说的家族一般是以五服为界。“理解中国的村落家族乃至社会生活，没有亲属关系这个坐标系是困难的，或者说是难以透彻认识。”“亲属关系以一定的血缘关系作为生物学的基础，但亲属关系不仅仅是生物学的关系，它们也属于社会学的关系。”［11］（2）地缘网络与动员。基于成员间空间或地理位置关系而形成的群体叫地缘群体，包括邻里、老乡、民族社区等等具体形式。在农村，自然村仍是村民生产、生活活动的主要发生地。人民公社化运动强化了农村的地缘联系，共属一个生产队的村民居住在一起，常年从事集体劳动，增强了人际交往和沟通。这种地缘关系因其中渗透的行政管理、人情往来、共同经济利益（如与地缘有关的水利、生产协作等）等得到不断的加强。（3）宗族网络与动员。宗族是同宗同姓同地域的各个家族结成的群体。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等宗族观念较为强盛的区域，宗族在农村的抗争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在中国农村宗族血缘内部，关系到宗族集体最大利益时，个人利益一般服从于集体利益，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宗族械斗时，双方宗族组织都能动员全体男性加入到流血冲突行列中去。而在宗族观念强的地方，宗族就是认同单位。2．熟人关系网络在农民集体动员中的功能。由于基于家族、地缘、宗族等熟人关系基础上的动员网络附着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这个网络就无所不在。这个网络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沟通信息，二是强化认同。由于信息在熟人之间传递，使得信息能够迅速准确的被传播，而且其更容易被接受。恰如麦克亚当所指出的，“透过自主的沟通网络，个体比较有可能接受外来的讯息，理解改变现状的可能”。［12］信息在熟人之间的传递，还有利于“认知解放”。如在环境抗争事件中，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后，会引致村民的不满，但村民一般不会主动的把生存环境破坏与污染企业的剥夺、政府的不作为联系在一起，而当抗争的积极分子借助熟人关系网络不断地强调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时，村民就会从环境不正义的角度思考问题，进而促发其参与抗争的可能性。

　　3．熟人关系网络在集体行动动员中的优势。（1）基于熟人关系上的动员网络凭借的是去中心化的微观传播管道，因而也不易为对手发觉而遭到破坏。不同于正式组织的科层化的传播管道，熟人之间的沟通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而且这种传播不需要借助专门的管道，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就可以迅速地完成。例如，通过茶余饭后的闲聊、通过手机短信的传播等方式。因此基于此基础上的动员网络无所不在，令对手防不胜防。尤其是，在不同的事件中，这个网络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就是使得其更难为对手发觉而遭到破坏。（2）由于依附既有的网络基础，基于熟人关系的动员网络有利于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当集体行动通过组织发起的时候，无论这种组织是科层制的还是扁平化的，都会存在成本问题。对于科层化组织而言，要维持其正常的运作，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资源的累积，但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议题都能够跨越这道资源门槛。对于那些大型的科层化的组织，运作的效率成本同样很高。扁平化的组织也存在成本的问题，整天的讨论，又常常议而不决。而基于熟人关系的动员网络，早有便捷的沟通渠道，因而动员成本往往很低。（3）基于熟人关系的动员网络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3］这就是奥尔森有关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其后，奥尔森在其书中提出了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如选择性激励。有学者把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概括为三种类型，即“小组织原理”、“组织结构原理”和“不平等原理”。奥尔森的解决办法实际上都是从组织角度入手，“如果想要获取公共物品的话，我们必须有组织并且必须使该组织中的有些成员享有更大的权力和荣誉；特别是，当组织规模很大时，该组织内部还必须分层分工，以使组织内部的每个分支结构都符合小组织原理。”［14］所谓“小组织原理”其意涵是：人数较少时，个体成员的参与对集体行动的成败影响就会很大，而且成员之间便于监督，组织就可以对那些参与者提供奖励，对不参与者进行惩罚。

　　（三）公共空间：动员网络的支撑平台

　　人的分布和居住形式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居住的越紧凑，人们之间的被动接触和主动交往就会越频繁，就越有利于信息的传播。［15］但是，对于那些居住在密度太高（如高层建筑）的居民，反而会妨碍其相互交往。［16］无论是聚落而居的自然村落，还是规划的行政村，相对于高楼林立、大门紧闭的城市社区，其空间结构都有利于信息的广泛传播。

　　二、新型传媒与农民集体行动

　　（一）新型传媒的发展及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一般而言，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而言的，它是指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这些新型媒体一经出现就被运用到社会抗议中。

　　1．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当年，互联网用户不过10000左右。1997年10月，在第一次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中，网民的人数还只有62万。截至2007年6月，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62亿，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致36.2%，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1.31亿，占整体网民的27.0%。

　　互联网功能已经至少拓展到四个方面：信息获取、交流沟通、网络娱乐和商务交易功能。根据2011年6月的统计，反映互联网信息获取的应用主要有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其使用率分别为79.6%、74.7%。起到交流沟通工具作用的网络应用主要有即时通信、博客和个人空间、微博、社交网站，其使用率分别为79.4%、65.5%、40.2%、47.4%。而微博的迅速发展尤其值得关注，由于其形式精简，能够满足多层次的社交需求，使得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病毒式地大规模扩散。截至2011年6月底，微博用户达到1.95亿，半年内增长了超过两倍，增长率为208.9%。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拓展了社会的空间，这就使得人们之间的信息传播与互动更为经常。而且，由于网络空间的相对开放性与匿名性，情绪化、煽动性的语言也充斥在网络之中，一些人可能会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

　　2．手机短信被广泛运用到日常生活及其影响。2000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8526万户，2002年达到2.07亿户，2006年突破4亿户，2010年达到8.59亿户，10年增长了10倍。手机短信是在2000年的国际电信日（5月17日）最早由中国移动开通的。信息产业部《2001年通信业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移动短信及各类信息服务业务普遍受到用户欢迎，发展迅速”，但是没有公布短信的业务量。2002年，短信的业务量达到793亿条，每户平均发出近400条短信；2010年，各类短信发送量达到8317亿条，每户平均发出近1000条短信，这表明手机短信被更广泛的使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1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截至2006年底，农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51.9部、手机69.8部、电脑2.2台。

　　移动电话拥有量的持续增长，手机短信使用频率的增长，使得信息的流动与沟通更为迅速。值得重视的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以个人为基础，而是以家庭为基础，户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只要家庭中的一个人获知了信息，全家就得到了信息。而且，其行动基本上是以户为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