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中国农村消费总量的增长率按任何标准看，都是极高的，但从目前我国的城乡人口比例以及农村经济成长的可能性看，农村消费市场在总量上的扩大是完全有可能的。2.农民储蓄率较高，与我国社会缺乏降低农民社会经济活动风险的制度这一状况有关。3.消费结构方面的特点与问题也与社会制度状况有关。4.为了使农村出现健康发展的消费市场，今后制度调整具体的目标是：(1)通过提高制度的激励功能，解决农民收入平稳增长问题；(2)通过制度调整降低农村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3)通过市场的自由化和健全市场规则，在制度上降低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 

　　一、引论 

　　关于我国农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我们已经作过一些计量经济分析，这些分析说明了不少问题。但农民消费行为以及与此有关的农村市场开拓问题的某些制度性因素，还不容易用经济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处理；一些计量经济分析的结果，也需要非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给予解释。本文拟就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一些制度性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献中，极少见到专门的关于农村消费问题的研究；而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竟也见不到这一类文献。一些国际组织也很少就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消费市场展开调查研究。发展经济学重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问题，因此也重视相应的储蓄问题，当然涉及到消费问题，但还不至于把扩大农村消费问题当作一个专门的题目来研究。这种现象当然不是偶然的。在发达国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城市居民的农村消费问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问题不是储蓄太多，而是储蓄太少。因此，关于农村市场的开拓，似乎只对中国特殊意义。 但是，中国的农村市场问题具有综合性，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了下述三个具体问题：1.消费总量增长问题。 2.消费与储蓄的比例问题。3.消费结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分别讨论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我们进入正题前，需要说明制度分析的意义。把影响消费(包括上述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的因素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消费者的心理偏好、消费者拥有的财富存量、消费者的人力资本状况以及消费者的家庭状况。如果不考虑价格和收入情况，消费者的心理偏好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消费者的财富存量、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家庭状况很不相同，它们影响消费者的收入，也影响消费者对未来消费的安排。各种消费函数理论大体上是研究这些问题的。第二类是政府的短期经济政策。政府的利率政策、财政政策乃至其他一些垄断性的经济管制政策，不仅会影响到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到消费者各种行为的机会成本，从而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外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会影响一国居民的消费状况。除过这两类因素之外，其余的社会性因素构成影响消费的第三类因素，即制度性因素。 

　　制度是为约束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原则。(诺斯，1981)组织的行为可以分解为个人的行为。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制度。一是所有权制度。要区分法律上的所有权和实际的所有权。例如，我们的集体所有权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较松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乡村权势阶层的所有权。二是社会的组织和结构。这主要是指社会的权威结构关系。三是市场活动规则等公共领域的通则。任何一国这三方面的制度都有其历史内容，这种内容一般表现为所谓文化传统。这三方面的制度当然是相互关联的，甚至如果广义地解释所有权，后两种具体制度都可以是所有权的体现。但把制度分为这样三个方面，会更有利于展开我们的讨论。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这几年提出开拓农村市场问题，其大背景是整个消费市场疲软而致使国民经济增长乏力。对于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也值得讨论。第一，关于我国市场疲软问题到底是宏观政策问题，还是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我们认为，当前的市场问题无疑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但主要是一个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当前的问题不是一个收入和消费的绝对量问题，而是一个消费与储蓄的比例问题，而这个比例问题是由经济体制乃至政治环境等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决定的。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所以政府不停地降低存款利率，而居民储蓄却不停地增加。第二，对低物价怎么看？从根本上说，物价下跌并不可怕；物价下跌正有利于市场竞争规律发挥作用，淘汰掉那些管理不善的企业。一些部门热衷于控制物价，是不可取的。在美国经济史上，低物价时期对应的正是经济总量和经济效率快速增长时期。目前，政府对物价下跌的担忧说到底是出于对国有企业状况的担忧，进一步说是出于对财政收入的担忧。我们以为，与其在物价上做文章，还不如在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上做文章；更进一步应该在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上做文章，形成充分尊重私人财产权、降低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宪法秩序。惟其如此，国人才会踏踏实实地消费，经济才会有良性循环。 

　　二、消费总量增长问题 

　　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问题：中国农村是否存在一个消费总量增速减缓的问题？换句话说，农村消费总量问题是一个真问题，还是假问题？ 

　　中国农村消费总量的增长率按任何标准看，都是极高的。1978年至1997年，中国乡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以18%的速度增长；1997年比1996年仍增长近10%(根据课题组其他分报告的有关数据推算。后文凡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出自课题组的分报告)。有这样一个消费总量增长速度，似乎可以说我们并不存在一个扩大农村消费市场问题。但如果我们把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的变化趋势作一比较，便可以认定农村消费市场扩大不是一个假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消费总量变动大体上表现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5年，农村地区在中国消费市场中的地位和份额显著上升。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地区所占的份额从41%上升到53%，提高了十多个百分点。1985年到1997年，农村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开始下降，从1985年的53%下降到1997年的43%。造成上述变化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农村消费比重的正常下降，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我国人口的城市化比率一直在稳步提高，由1978年的18%提高到1997年30%左右。农村人口相对比重下降，导致农村地区的消费占社会总消费的比重下降。二是由于交通事业的发达，一部分农民到城市去购买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据估计，食品的1/3，服装的1/2，70%以上的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要到县城、地级市或省城购买。三是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城市消费。这部分消费近年来平均每年达到1000亿元左右。(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历年) 

　　另一方面，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所导致的农村消费比重下降。从1978年至今二十年，农民收入增长渐趋缓慢。1978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6.58%，相应地，在这个阶段农民消费增加额占我国居民消费增加总额的65%，7年内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近1倍，年均增长约10%。这意味着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在缩小。1985年至199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则降为4.11%，相应地，这一阶段农村居民消费增加额仅占全社会消费增加额的46%，10年内消费总额提高64%，年均增长5.1%；而同期城市人均消费水平则提高了1倍以上。这意味着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重新开始拉大。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增长幅度较大，增幅达9%；但到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仅增加4.6%，增幅明显回落。(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农村消费总量增长速度下降，一定与农民人均收入增速减缓有关。从根本上说，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调控农民收入增长，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调控农村消费总量的增长。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问题是一个真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农村消费市场不会无限地扩大；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消费总量占全社会消费总量的比重一定会逐步降低。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城乡人口比例以及农村经济成长的可能性看，农村消费市场在总量上的扩大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这一表述，要好于“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这一表述。有了这一番交待，希望的下面的一些分析用语不致引起歧义。　

　　因为消费与储蓄的比率在一定时期有相对稳定性，或者即使发生变化，其范围也是确定的，所以，从长期来看消费总量增长是由收入决定的。或者更明确地说，消费总量增长问题就是一个收入的增长问题。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消费函数理论，都会把收入列为决定消费的首要变量。在近期关于扩大农村市场的讨论中，人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把农民收入的增长当作解决问题的首要措施。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人们又不外乎讲减轻农民负担、扩大非农产业就业门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措施，这些东西几乎要成了老生常谈。其实，这些措施本身就意味着增加农民收入，而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真正落实这些措施。农民收入问题固然是一个综合性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但最根本的是一个制度或体制问题。 

　　中国农业没有完成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认识中国农村问题必须以这样一个对历史发展的基本判断为基础。转变是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技术性质的转变，二是制度的转变。从当期的状况看，制度转变滞后是突出矛盾，并制约着生产的技术性质的转变。我们试图用新兴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 Economics)的理论对这里的问题作出一种解释。 

　　农民收入当然最终归结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问题(在分配比率不变的情况下)，但只有获得专业化分工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有了分工，农民才可能通过学习而转变为具有现代专业知识的农民。分工与市场当然有一种相互促动的关系，但一个基本规则健全的市场始终是分工扩大的制度前提。(杨小凯，1998)观察中国农村经济，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太高，由此形成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巨大障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也制约了农民消费总量的扩大。农民的市场进入成本巨大的原因或表现主要是： 

　　1.外部的技术性成本。主要是农村的基础设施极端落后，使农民进入市场的交通、通信成本极高。长期以来，国家是投资的主动控制者，并使投资向城市和工业倾斜，使农村公共物品供应严重不足，基础设施极端落后，使农民在公共物品的享有方面事实上处于受歧视的地位。 

　　2.农民受教育程度低造成的巨大的学习成本。这是一种内在技术性成本。接受市场活动的专业技术知识，需要基本的文化教育知识，但农民在这方面是很落后的。 

　　3.劳动力市场不统一。主要是陈腐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不统一。农民由落后地区到发达乡村地区务工后，一般不能享有与当地农民同样的权利；将户籍迁入城镇的权利更是受到很大限制。前者限制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后者限制农民消费模式的改变，总体上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 

　　4.土地要素市场事实上不存在。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不能保障，更遑论有什么所有权。此项制度缺陷造成土地要素不能合理配置，浪费极为惊人。 

　　5.资本市场由政府高度垄断，增大了农民进入资本市场的困难。据调查，从政府银行能够以政府规定利率借出款项的农民多是富裕的、与权势人物有关系的农民，一般农民往往从高利贷市场上借入货币。 

　　6.产品市场存在高度政府垄断，农民不能享有公平的交易条件。主要由于物品的属性，农产品(资讯 行情 论坛)与工业品的交易本来具有“价格剪刀差”，使农民吃亏。更由于政府部门在粮食、化肥、种子、电能和通讯等商品与服务上的垄断，使农民难以在这些市场上建立良好的经济预期。交易环节上的坑农害农事件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把农民的不合理税负追加到交易环节上，大大增加了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甚至使农民根本无法进入市场。高的离谱的电价，提前预收农林特产税和屠宰税等等，在农村非常普遍。　

　　7.高额税费造成的市场壁垒。税费征到一定程度，市场活动就会停止。借助政府的组织力量乃至暴力手段，一些地方的税费使农民不能承受，降低了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 

　　8.权利不平等造成的市场交易能力弱小。农民分散、缺乏组织性，因此作为社会压力集团是微不足道的，而与农民交易的一切其他社会集团，其社会影响力和组织程度都高于农民。因此农民在交易中，其谈判地位是相对弱小的。 

　　我们一方面讲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另一方面并没有下大力气消除各种各样的市场壁垒；农村经济中的市场壁垒尤其坚固。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太高，是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上述几种成本类型中，由制度缺陷造成的成本是最为重要的，解决问题必须从这里入手。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是农村消费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 

　　三、消费与储蓄的比例问题 

　　在收入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消费量的大小取决于储蓄与消费的比例，这个比例的大小当然会受到物价和实际利率变动的影响，但归根到底与一个社会的制度状况密切相关。　

　　规避风险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心理倾向，并对人的消费活动有重要影响。著名“心理分析学派”学者C.G.荣格(C. G. jung)在1933年的著作中说：“根据我们理性的假定，凡事都有它的自然规律与可以觉察出来的原因。对此我们深信不疑。象这样的因果律就是我们人的最神圣的信条之一。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不允许任何无形的，专断的和所谓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喜好秩序井然的人难免会厌恶偶然事件的发生。偶发事件经常会打破常规，使预料的事情失去常态，因而让人有无所适从之感。我们对无形力和偶发事件都感到厌恶……由于这些都违法理性原则，所以自然会被唾弃”。引这段话的目的是想说明，人和人类社会有厌恶冲突、寻求秩序的心理倾向。对消费问题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迪顿(Deadon)说：不喜欢冒险的人要想避免风险，就要付出代价，他们会想法随时间的推移而平滑地消费。需要很大的刺激才能让他们改变其消费偏好和储蓄轮廓”。。这个论点对我们认识中国农民的消费是有启示的。中国农民是我国抵御风险能力最低的一个群体，这决定了他们轻易不会改变消费行为。 

　　对经济发展所进行的长时段研究发现，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越大，居民就越是倾向于多储蓄，换句话说，居民之所以进行储蓄，不过是为了降低以后生活的风险。一个社会中那些降低人们生活风险的保障制度越是健全，人们就越敢于消费。只有在社会保障制度十分发达的国家，寅吃卯粮式的消费才会普遍化。我们国家的各大银行眼下正在搞消费信贷，而敢于借贷的大多是那些在未来不愁吃、不愁穿的富人。不用说，我们国家落后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导致居民高储蓄的根本原因。　

　　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如黑人家庭)的储蓄水平高于高收入家庭，这个论点对于理解我国农民的消费特点很有帮助(我国农民有实物储蓄倾向)。美国学者(Koskela,E. and V, iren ,M.1982)在80年代还发现，储蓄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是正的，至少对不能预测的通货膨胀是这样。按照这个观点，在一定范围里，降低利息率不一定能够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连续七次降低利息率，但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很小。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制度模式决定农民的消费模式。中国多数农民家庭生活在平时是节俭的，但平时的节俭和储蓄是为了未来某一时刻的奢侈消费；农民在盖房时有强烈的攀比心理，住房面积指标(乃至房屋高度)严重超前；婚丧嫁娶也是农民大摆筵席时机，一次筵席可耗尽数年的积蓄。这些类型的消费大多没有市场经济循环，与市场景气不相关。美国学者米格代尔的研究揭破了农民这种消费行为的秘密。原来，传统社会的农民的奢侈性消费不过是为了实现平均主义生活目标，而平均主义的意义在于降低农民受外部社会压迫掠夺的风险。米格代尔(J. S. Migdal)说，农民在进入市场时总是感受到巨大的风险，风险主要来自官员腐败、市场结构不完善和各种各样的经济垄断。我国农村市场交易规则不健全，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村市场中的不法商人打击不力，农民诉讼成本相对高昂，农村信用关系落后，都大大加强了农民市场活动的风险，使农民购买商品畏首畏尾，严重影响农村市场的扩大。到农村了解发现，农民的忧虑太多了，城市居民担忧的，农民都担忧；城市居民不担忧的，农民也担忧，如社会安全，婚丧嫁娶，税费罚款等，对农民都是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对于如此生存方式下的农民，要他少储蓄，多消费，实在是一厢情愿。本来我们可以利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务工经商的5、6千万农民以及1亿以上由他们赡养的家庭人口摆脱农村消费方式，按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进行消费，但我们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把农民拴在了农村，农民只能按传统方式消费，产生了一种生产和消费之间在制度上的断裂。 

　　从长期历史来看，我国消费生活的一个特征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节俭，而社区和群体的奢侈；或者平时生活的节俭，而礼仪性消费的奢侈。我国历史上的王权或皇权至高无上，私人财产权得不到保障，等级关系不稳定，形容人一生命运之乖蹇有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这与欧洲社会很不相同。(参阅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95-96页)有这种制度性构造，个人的节俭与群体的奢侈，就可以理解了：两个极端是一个目的，都不过是为了降低自己的社会生活风险。特别是那种群体消费的奢侈，不过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求得一种未来的安全。 

　　当然按照我们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尚不能笼统地说我国农民都出于避免风险的原因而在不停地扩大储蓄。如果把农民家庭年收入分为3000元以下、3000-5000元和5000元以上三个类型，可见到第一等级和第三等级的农户都有较强的储蓄和投资倾向，而第二等级的农户则具有较弱的储蓄或投资倾向(参见其他章节有关内容)。显然，不能把第一类农户与第三类农户混为一谈。第一类农户的储蓄倾向高是出于规避风险，第三类农户则因为抗风险的能力较强，收入水平较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则主要是为了投资。另据调查，一些十分贫穷的农户，1998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我们认为这也完全是有可能的。1998年农户收入水平增速很小，在不少地方，收入水平绝对下降，一部分农户依靠借债度日是不奇怪的。　

　　农民为了降低风险，还有一种极为低效的“储蓄”方式，即储备粮食。中国农民大量储备谷物，是一种降低生活风险的办法。中国农户大约储存3-4亿吨谷物，其成本是每年损耗相当于谷物价值的15-20%。如果农民为防范通货膨胀动机而储存2.5亿吨谷物，每吨谷物以1000元计，则全国的总成本大约是375-500亿元；或者换言之，农民在储存谷物上占用了2500亿元的资本。当然，农民这种以高昂的代价来储存谷物的行为，决不是非理性的。谷物是抗御通货膨胀风险的较好的储备对象，通常，在通货膨胀时期，粮食的价格也跟着上涨(D.Gale.Johnson，1995)。农民在这方面的损失以及资本占用，当然会影响到消费和储蓄的比例。 

　　以上所讲的内容的中心意义在于强调理解中国农民必须注意风险防范的问题，解决问题也要从选择降低风险的制度安排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