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农业正进入一个“两乏”的困境，推进农业现代化当务之急是尽快打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樊篱，通过鼓励大农户承包、农业合作社、引入社会资本等形式，走土地集约化之路，彻底改造中国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解放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与工业的平衡发展，为中国的稳定、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邓小平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这一农业思想，迄今仍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粮食从哪里来？土地。中国有多少土地？现在国家力保的耕地红线是18亿亩，人均1亩略多一点。中国用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粮食不但是口粮问题，还是工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中国的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世界局势的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沦为绝对的弱势产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困境。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来，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免除农业税到种粮直补，从“新农合”到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从对特困农户的帮扶到农村最低生活补助等等，这些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对刺激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却未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农业的根本面貌并没有发生改变，农业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农民靠农业增收的可能越来越小。农业连年增收的背后的真实情况却是严重的“两乏”现象：一是农民种地的热情已经跌入谷底，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已经向非农产业转移，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老人和妇女，新一代农民的梦想在城市，对土地没有感情，不愿、也不能承担农业生产任务，农业后继乏人；二是农业新技术在农村难以推广，化肥、农药的滥用致使土地质量不断下降，农业基础设施失修废弃，农业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已经相当薄弱，大量农田抛荒，农业后继乏力。自进入本世纪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增，各国对粮食的关注到了前未有的程度，加之近年灾害天气频发，中国农业已经面临着不可回避的困境，农业历史遗留问题和客观现实已经把中国农业推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拐点”。从现实情况来看，靠国家现行的政策已经难以解决农业的困境，要改变农业、农村、农民面临的迫切问题，唯有对农业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社会各界对农业实施改革的紧迫性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但具体如何改革，目前理论和实践都陷入了矛盾之中，各方专家、学者、官员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中央对农业的要求是明确的，“在城镇化、工业化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么中国农业到底要向何处去？笔者认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当务之急是尽快打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樊篱，通过鼓励大农户承包、农业合作社、引入社会资本等形式，走土地集约化之路，彻底改造中国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解放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与工业的平衡发展，为中国的稳定、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一、危机四伏的中国农业　　 

　　改革开放三十年，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严重滞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制约工业发展、城市化进程和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虽然党和政府屡屡实施惠农政策，但在现行的农业土地制度下，“三农”问题还远未破题，中国农业危机四伏。　　 

　　（一）连年增产的假象　　 

　　单纯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我国农业确实连年增产，但只要稍做分析，我们不难看穿这种连年增产背后的假象：一是我国占世界7%的耕地消耗了世界35%的氮肥，单位面积上的磷肥和钾肥使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从1984年到2007年，粮食增产了9429万吨，增长了21%，但化肥的投入增加了3368万吨，增长了200%。且不说我国氮、钾等肥料严重依赖进口，价格与供应受制于人，安全性无法保证，单就滥用化肥造成的土地板结、产量下降也给持续增收埋下了重大隐患。二是农业的增产与良种技术的推广密不可分，有关数据显示，至2010年，我国良种覆盖率已达95%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40%。但除了杂交水稻技术外，其它主要农作物的良种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大型农业公司通过控制中国种业市场进而控制中国农业的苗头已经突显。三是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较好，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田水利设施基本上是只用不修，严重透支，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农田水利设施的“红利”已经基本用完，农业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已经非常薄弱，动辄几十年、百年一遇的灾害天气不断冲击着粮食安全。总之，近年所谓的农业增产其实是由化肥、良种、透支农田基础设施而来，增产的基础并不牢固，也没有可持续性。如果不深入分析农业增产的本质，被所谓增产的假象所蒙蔽，必将影响国家对农业的正确决策，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冲击。　　 

　　（二）被扭曲的农民增收　　 

　　近年农民的收入确实是增长了，但这种增长绝不是由农业的发展而来，而是因为工业的发展带来的工资收性入和各种“反哺”性质的惠农补贴。1985年，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6.4%和33.6%；从1985年到1990年，这一格局基本上没有变化；1990年以后，农业收入的比重又开始缓慢下降，1997年，农业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60%以下，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比重变化为58.4%和41.6%；1997年以后，随着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以及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加，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快速下降，2000年，农业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2003年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的格局进一步演变为45.6%和54.4%。近7年来，农业收入的比重下跌了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近2个百分点。1985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18.2%，至2008年已经增长到41.5%，而2010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人均达到2431元，增长17.9%，增速同比提高6.7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全年增收的贡献率达48.3%，推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2个百分点。可以说近年农民的增收主要是由这些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性收入支撑，所以说连年的农民增收绝不可等同于农业的增收。另一方面，国家一直积极实施农业补贴，但涉及面太广，例如家电下乡也补、购买摩托车、汽车也补，最终分摊到粮食种植上的补贴反而较少，这些与其说是补贴，不如说是在刺激农村对工业产品的消费，而且即使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成倍地增加，也不可能跟上或超过社会工资的增长，在工资性收入和农业收入的平衡中，工资性收入的吸引力远远高于农业，所以靠单纯的补贴绝对不能改变农业的现状。现在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是农村的“留守人员”，主要是老人和妇女，广种薄收，扯去“增收”的面纱，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实际是下降了，而不是提高了。　　 

　　（三）步步紧逼的“逆差时代”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的食品消费结构迅速改变，对肉类产品及食用油的消费不断增加，直接带动了饲料及油脂类经济作物的需求。同时，工业的发展对棉花、玉米等农产品的需求也在急剧扩大。尽管中国主粮生产目前尚能维持一定的自给率，但仍然要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农产品。自从2004年首次出现46.4亿美元逆差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已经连续七年表现为逆差，2010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更达到创纪录的230亿美元，比2009年大幅度增长了77.8%。其中，大豆、食用植物油和棉花，这三种产品逆差额占到全部农产品逆差额的167.5%。以棉花为例，我国棉花生产的比较优势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2007年全国棉花产量760万吨，棉花进口246万吨，进口量相当于国内棉花产量的33%；至2010年，全国棉花产量骤降为570万吨，棉花进口280万吨，进口量达到国内棉花产量的50%。此外，2010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一个重大变化是我国玉米由进出口转化为进口。毫无疑问，中国农产品贸易已经进入逆差时代，我国农产品正在越来越受制和依赖于国际市场。在农业逆差的背景下，如何保证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定格局，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大问题。从未来看，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不可能通过国际市场来完全解决粮食问题，中国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农产品自给率。逆差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农业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今后的中国农业究竟要以什么姿态面对国际市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四）当前农民种田热情已跌至谷底　　 

　　中国人口多、耕地少，按人口平均承包土地，一家只有几亩地。生产规模太小，难以发展现代农业，农民仅靠务农也难以致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分田单干的农业模式下，“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而现在农民种田已经不再需要上交国家和集体了，全是自己的，国家还能农业补贴，但是粮价不高，种子、化肥、农药、灌溉费用的增加，使农民还是赚不着钱。把同样的人力、工时投入土地，远不如外出打工收入。2010年全国农民工人数达到2.42亿，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壮年，是中国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就是“农村留守人员”，以老人、妇女和学龄儿童为主，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就是这些老人和妇女，其中又以老人为主。这些人对农业新技术的使用、新型机械的操作能力及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严重欠缺，只能是广种薄收，农民对种田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保证口粮，不指望增产赚钱，相比较而言，务工收入更加直接。同时，现在九零后的新一代农民，只能说是“农民身份”，其本质上已经不是农民了，因为他们从小就没干过农活，初、高中毕了业就外出务工，根本不会种地；对城市生活无限向往，对农村生活非常厌弃，也根本不想种地。这一代新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以工厂操作为主，而上一代进城务工农民从事的职业往往以建筑类体力工作为主，加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主客观因素都促使他们要成为城市居民。这种情况在东南沿海、华北、东北等工业较为发达地区和靠近中心城市的地区尤为明显。虽然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但从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结构和农业生产模式来看，老一代农民已无力承担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而新一代农民则不愿、也不能承担未来的农业发展任务，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已经跌至谷底。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目前达1.77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17.17%，而这些老龄人口中又有3/4生活在农村，在小农经济的格局下，当农村老龄人口无力承担农业生产任务的时候，中国农业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农业发展“两乏”的严峻形势不断向我们逼近，显然不是靠反哺式的惠农政策能够改变的，中国农业已经到了非改革不行的程度。　

来源：三农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