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专业户是如何形成的？ 

　　——以一位上访者的信访史为讨论中心  

　　摘　要：论文以一位上访专业户的信访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信访历程的深描，展现其在上访过程中所牵扯的各种错综复杂的互动与纠葛，讨论了上访专业户形成的内在逻辑及其相关制度性、结构性因素。论文指出，上访者与官僚体制之间循环往复互动所形塑的畸形政治心理结构，压力型的信访治理体制以及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张力是上访专业户群体得以生成的主要因素。由此，欲提高基层信访治理工作绩效，改善信访治理状况，就需要改革信访治理体制，转变信访维稳方式，建立健全信访甄别机制，构造维稳新思维。 

　　关键词：稳定；上访专业户；信访治理；国家权力 

　　　一、导言 

　　（一）问题的缘起 

　　在乡村社会，农民上访往往呈现出多类型、多维度的复杂面相，当我们讨论农民上访问题时，首先需要对上访农民展开一番谱系学分析。基于乡村社会的语境，本文拟从农民上访民的频度和行为动机入手，对农民上访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论文首先将上访农民区分为一般上访农民和上访钉子户，进而在上访钉子户群体内部细分出维权型的上访钉子户和谋利型的上访钉子户，并重点探讨谋利型的上访钉子户，也就是所谓的上访专业户类型。[1] 

　　在信访治理工作中，乡村基层政权会面临两种不同类型的上访农民，一种是普通的上访农民，另一种是上访钉子户（又称为“上访老户”）。普通的上访农民一般只是偶尔到政府来反映问题，不管这些问题获得解决还是没有解决，他们很少再踏上信访之路，这类上访农民并不会对乡村干部构成太大威胁。乡村干部也从来不会把这类上访农民真正放在心上。上访钉子户则不同，他们不仅常常到乡镇政府上访，而且时不时到区、赴市、到省或者进京越级上访。上访钉子户既包括经常上访的单独上访农民，也包括集体上访事件的组织者、谋划者。集体上访事件的组织者、谋划者对一起集体上访事件来说至关重要，在乡村干部看来，这些“煽动闹事”的组织者也是钉子户。乡村干部要平息一起集体上访事件，往往需要先从其组织者、谋划者入手。在桥镇，乡村干部把上访钉子户称为一群“难缠”的人。由于钉子户最难对付，因而，乡村干部常常要调动各种权力技术、采用各种手段来治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要消耗大量的治理资源。所以，相较于治理普通上访农民而言，透过乡村基层政权对上访钉子户的治理更能窥探出基层治理的复杂面貌。 

　　当然，上访钉子户群体内部也是复杂的、分化明显的。上访钉子户中有的是为维护权利而上访，有的是谋求利益而上访。那些因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反复上访的上访钉子户应属于维权型上访类型，上访专业户既是上访钉子户，又属于谋利型上访者。本文将分析的重点集中在上访专业户上面。 

　　对于上访专业户这一群体，学界尚未足够重视，缺少系统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学者将上访专业户视为“精神病人”，给他们贴上道德化、意识形态化的标签，使得学界对上访专业户群体的理解浮于表面上，而未能澄清其内在的发生和转化的机理。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一个上访专业户的信访史展开深入细致的剖析，揭示出上访专业户形成的内在逻辑。 

　　（二）研究方法 

　　本文拟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展现一个个案上访者的信访历程，在此基础上探讨上访专业户生成的制度化、结构性因素。自法国年鉴学派兴起之后，叙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由来已久。尽管叙事的策略各有不同，但学者们大多抱持着通过叙事来窥探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更为宏大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因素。[2]在中国研究领域，已诞生较多的以叙事为基本方法的研究成果，比如史景迁《王氏之死》、林耀华《金翼》、黄树民《林村的故事》等等。 

　　在农民上访研究领域，也有一些学者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出上访过程的复杂性和上访者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这些研究主要关注那些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比如，应星（2001）在对大河移民上访故事的叙述中，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运作逻辑揭示出来。吴毅（2007b）的研究重点关注了一起最终陷于失败的采石场业主上访案件，并运用“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来描摹农民上访所面临的结构性阻隔。仅有极个别的研究将目光聚焦在个体上访者身上。比如，陈辉（2008）通过对他爷爷马拉松上访历程的深描展现出农民上访维权的艰辛和复杂，并试图寻找出造成农民维权困境的制度性、结构性原因。 

　　笔者注意到，上述研究有三方面的共性：首先，它们都主要关注了农民在自身权利、利益受到侵害后而走上上访道路的维权型上访类型。其次，这些上访故事中的主体的维权行动最后都未能取得他们预期的效果，被不同程度地摆平理顺，农民的上访行动也不了了之。其三，囿于研究视角和进路的束缚，这些研究都倾向于将农民上访维权行动的受挫归结于政府权力（或曰官权力）的过大，从而得出欲缓解农民上访问题就需要在政治方面进行调整的结论，始终在民主、利益表达的紧箍咒中打转。然而，他们未能注意到，在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等新一轮乡村治理转型的推动，不仅既有的全能型政治体制（邹谠，1994）解体，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控制趋于松动，而且官民关系格局在整体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3]由此，如果依然基于集权、专制等官权力过大的浪漫化想像来解读农民上访问题，显然难免失之偏颇。 

　　有鉴于此，本文选择讲述一个与上述研究存在较大差异的上访故事，它以一个裹挟着较为浓厚谋利型上访色彩的上访专业户为个案表述对象。在这一上访故事中，作为上访主体的农民并不是像上述研究所呈现的那样遭遇困境或者陷于失败，而是屡屡获得成功。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关注如下几个问题：为何一个普通上访者会逐渐转化为上访专业户？上访专业户与国家权力打交道时为何能够占据上风？支配这一局面形成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有哪些？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厘清现象的内在逻辑，为学界理解农民上访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路径，另一方面希图能为国家信访维稳工作提供些许参考，制定切实可行的信访维稳战略，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二、故事的注脚 

　　本故事的梗概如下：主人公刘发财一家因疾病、子女上学等原因而致经济困难，他于2006年开始走上上访之路，向政府求助。他上访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他的父母亲刘鹏举和黄金花曾经赡养过烈士母亲，要求政府给予补偿；二是家里多人患病，要求大病救助。经多方协调，区民政局给他父母分配了2个低保指标。尝到甜头之后，刘发财的上访行动一发不可收拾，屡屡通过上访获得各种好处。甚至在其儿子、女儿大学毕业成家，经济条件大为改观后，仍然继续上访为其在岗儿媳妇谋求低保。至2009年4月，刘发财已经通过反复上访获得了共计5个低保指标，包括2个城镇低保和3个农村低保。 

　　自2006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不到3年时间，刘发财先后去过区民政局、市民政局、区信访局、区人大、区政府、军分区、区政协、区委组织部、市“12345热线”办公室、区委宣传部和市委宣传部等十多个部门。他找过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不少于30人，上至市委常委、区委书记下至村支部书记无所不找。跟那些上访之路异常艰辛、所提诉求最后都不了了之的上访者相比，刘发财的上访路可谓“顺风顺水”、“高歌猛进”，尽管有时会吃到“闭门羹”，但基本上都还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笔者调研时之所以对刘发财个案进行了重点挖掘，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初入桥镇之后，笔者在信访办蹲点时就了解到了刘发财的上访情况，信访办干部提到刘发财时既怨声载道，却又无可奈何。这一情形与之前我所了解的众多失望甚至绝望上访者情况大相径庭，因而激起我的浓厚兴趣。第二，在调研时我了解到，尽管仍然有众多农民因为权利、利益受损而上访，且上访时常受阻，但是，另一种上访类型，即单纯以谋取利益为动机的上访者也呈蔓延之势，刘发财就是这样一个代表，通过他的个案也许有助于深入挖掘该问题背后的逻辑。 

　　在调研中，我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刘发财上访个案展开调研：第一，对刘发财个人的访谈。2009年3月，刘发财来到镇信访办办事，正值我也在场，遂跟他结识，并旁听了他跟信访工作人员的谈话。此后，我3次登门对他进行长时间访谈。第二，经刘发财本人同意，借阅其手中握有的相关上访材料。第三，通过访谈桥镇干部、大湾岭村干部和村民及刘发财的邻居来间接了解刘发财的上访情况及他人的看法。第四，经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批准后，从桥镇信访办调阅杨才云的上访卷宗材料。 

　　三、故事的展开 

　　在笔者调研的桥镇[4]，被乡村干部视为上访专业户的人有十余个。与那些因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反复上访的钉子户不同，上访专业户主要是为了强占他人利益或者向政府争取不合道义情理的好处。家住桥镇大湾岭村的村民刘发财就是一个令余陵区和桥镇政府领导干部都非常头疼的上访专业户。现年57岁的他已经因为上访而扬名当地。 

　　刘发财家里有6口人，包括他的父母亲、自己夫妻俩、儿子和儿媳妇。其中父母亲在刘发财弟弟家里居住，刘发财兄弟俩每家轮流负责给父母亲提供一个月的伙食。刘发财自己无业，用别人的话说就是靠上访谋生。妻子在镇上一小工厂上班。刘发财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和女儿都是大学生。女儿2007年从长江大学毕业，现已出嫁。儿子2008年毕业于襄樊学院，现在江华市工作，已经结婚成家。 

　　刘发财以前曾经和妻子一起做过小生意，积攒了十几万块钱存款。2000年6月，刘发财患上慢性肾功能衰竭病，因为治病而逐渐退出经商行业。当时，除他自己要治病外，还有两个小孩上学，开支确实比较大，所以，以前积攒的十几万元存款在几年之后就所剩无几，家庭经济日益陷入困境之中。2004年，低保政策开始在当地实施，刘发财向村里争取了一个低保指标，标准为每月10元。2005年村里没有再给他低保名额。据村干部说是因为困难户太多，村里考虑平衡，就把刘发财的低保名额转给其他村民了。 

　　从2006年开始，刘发财踏上了上访之路，一直至今，他几乎每两个月就要去镇里、到区里或者赴市里上访。今年为了给他儿媳妇争取低保名额，更是每个月都到区政府上访。据桥镇信访干部说他有时候一个月都去上访好几回。他上访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他的父母亲杨鹏举和杜金花曾经赡养过烈士母亲，要求政府给予补偿[5]；二是他家有多人患病，自己患慢性肾功能衰竭，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 

　　2006年秋，刘发财开始准备上访材料，主要是关于他父母亲赡养杨先敏烈士之母的详细过程，要求政府给予补偿。[6]申请书内容如下： 

　　申请书 

　　上级领导您们好！ 

　　我叫刘发财，男，现年54岁，家住余陵区桥镇大湾岭村三组，全家六口人。 

　　父亲刘鹏举74岁，患高血压脑溢血，长期丧失劳动能力。母亲黄金花75岁，患高血压胃病风湿病。我本人患高血压，慢性肾功能衰竭，达七年之久，长期丧失劳动能力。一家六口人知（只）有爱人每月300元收入维持生活。 

　　我父亲刘鹏举从1949到1970年长达20多年时间一直敬养革命烈士（刘先敏）的母亲王老人，吃花住到养老送终（90岁去世）一直没有国家照顾。 

　　现在国家繁荣富强，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现在一家六口人，四人患重病，一年只有三千多元收入，实在难以维持生活。 

　　求上级领导看在烈士份上给予我家照顾陆万元现金，或定期补足（助），给烈士刘先敏一个说法。 

　　求助人 刘发财 

　　2006年10月 

　　准备好材料后，刘发财先后来到镇政府、区民政局等部门上访。在各方协调之下，区民政局领导给了他一张批条，给他父母分配了2个低保指标，这2个名额是区里直接给的，不占镇里和村里的名额，每个农村低保的补助标准是每月50元。2007年，刘发财又通过上访给自己和儿子分别弄了1个农村低保指标和1个城镇低保指标。至此，家中低保指标达到4个。 

来源：三农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