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吸纳到求援：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研究
——兼议征地的政治后果*
李祖佩[①]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430074）
摘要：通过对征地前后村庄政治的考察，发现随着村级组织掌握资源形态发生变化，村庄政治运作实现从吸纳向求援的转型。征地之前，村级组织掌握集体经济，通过多种手段吸纳村庄内部各种力量尤其是反对派从而实现村庄政治格局的动态平衡，村庄权力结构呈现体制内精英-中间派-反对派三元均衡的样态。征地之后，集体经济消失，村级治权弱化，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的稳定，村级组织开始向基层政府和村庄外出精英求援，村庄其他势力的话语空间减缩，村庄权力结构逐渐呈现一元独大的样态。而在一元权力格局之下，村级组织逐渐悬浮，村庄治理陷入困境。
关键词：征地；村庄政治；吸纳型村庄政治；求援型村庄政治
From Absorbing to Seeking-help: Village Politics Research under the Resources Background of Chang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Land Expropriation
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village political before and after land expropriation, the article founds that as the change of resources that village organization mastered ,village politics has been changed from absorbing to seeking help .when the village mastered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t can keep the balance of the village power structure by various means ,and the power structure showed dynamic equilibrium of village cadres-middle power- opposition power. After the land acquisition ,the collective economy disappeared ,the village began to seek help from external power for keeping stable of power and interests. The power structure is single.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village has suspension gradually, and the village governance has been into trouble .
Key words: the land expropriation; village politics; the absorbing village politics; the seeking-help village politics
一、问题提出与方法
目前学界关于村庄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村民自治的政策实践效果，村民自治政策在村庄政治运作中的运作逻辑等方面；其次是对村庄权力结构的研究，学者们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作为透视村庄社会基础和理解村庄政治的重要切口和方面，涌现出大量成果[1-5]；第三，村庄治理研究，通过上访、水利等事件或钉子户、乡村混混等参与主体为切入点，分析当前村庄治理困境，进而对基层政治展开反思[6][7]。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现有研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从村庄政治运作逻辑角度展开的研究不够充分，笔者认为村庄政治是一个整体，内部包括了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等多重面向。对村庄政治运作逻辑的理解和归纳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村庄政治及其多重面向。第二，已有研究多侧重于静态的类型学考察，缺乏的动态的变迁机制研究；第三，从村级组织即体制内精英所掌握的资源角度展开的研究较少。资源的来源、存在样态等方面的变迁如何影响村庄政治运作逻辑，进而对村庄权力结构和村级治理带来何种影响，至今仍少有人涉猎。从资源角度切入，透视当资源来源、存在样态以及维系方式等方面发生变化时，村庄政治诸面向发生如何变化，对目前学界关于村庄政治的研究侧重于单方面的静态研究是一个有益的扩展。
基于此，本文通过一个村庄征地前后的政治运作逻辑的考察，发现在村庄内部先后存在集体经济和土地征收款这两种资源时，村庄政治运作呈现不同的逻辑。文章将集体经济时期的村庄政治称为吸纳型村庄政治，而将征地后的村庄政治成为求援型村庄政治。前者以多元均衡权力结构、各种政治力量积极参与和良性运行的村庄治理等为主要特点；后者以一元权力结构、体制内精英主导村庄政治、村级组织悬浮等为主要特点。通过对村庄政治的整体考察，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土地征收的基层政治影响。
本文的经验材料源于2011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中部某城郊村Y村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研。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沿用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经验本位的研究路径，在长期驻村调查、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的基础上搜集材料，访谈对象涉及乡村干部等精英以及普通农户等村庄各层次村民[②]。
二、田野概况[③]
Y村现有人口1906人，土地在册面积1755亩，实际2300多亩，2008年，按照开发区统一规划，Y村共804亩被征。全村11个村民小组。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现距离市区只十分钟车程。
Y村由宋湾、王湾、联畈、方湾四个自然湾组成，每个湾子的名称代表了湾子主要的姓氏构成，王姓、联姓为Y村两大主要姓氏。同一姓氏属同一宗族，随着人数的增多，内部又分为若干房头，一个房头以血缘关系中的五代（五服）为主要边界。以联姓为例，分南房、北房、漕房、豆腐房、农房等五房，且各房根据祖上（具体为第几代不详）职业命名。王姓始祖第二代生三子，分大房、二房、幺房。大房中途败落，分散到其他地方，二房虽也在村，但人数不足100人，幺房成为王湾王姓的主要房支。同时人丁兴旺，幺房下又分为七个小房，且小五房人数为最多[④]。房头力量切割了宗族势力，村庄中红白喜事等公共事务均以房头为基本单位展开。房头成为Y村村民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8]。
当地打工经济极为发达，且有如下特点：一是打工地点相对集中，且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和年龄分化。二是呈现季节性特点。在东北打工到十月份天气寒冷，用工市场随之萎缩，村里人陆续回村，第二年清明节后，随着天气转暖，东北用工市场需求提高，村里人开始外出干自己的老本行，外出务工者一年之中在村的时间约有半年左右。三是收入较高。当地夫妻两人纯收入大概在4—5王左右。四是对体力要求高。
在打工经济背影下，该村并不是人财物外流的空壳村，村民生活面向指向村庄内部，同时，以房头为行动和认同单位的村庄社会性质，为活跃的村庄政治提供了客观条件。然而，自八十年代末现任书记王轩照上台以后，体制内精英构成相当稳定，为我们“在场式”地理解村庄政治运作提供可能，同时也为我们在其他变量（比如村领导人性格、权力格局变化等）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长时段考察资源这一变量对村庄政治的影响提供了便利。
Y村在2008年征地之前，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自集体砖厂，征地之后，村里面的砖厂被列为重污染企业而被强制拆除，随后砖厂占的200亩地被征，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自征地时每亩8500元的提成。村庄政治也就随着砖厂被拆和征地开始而发生了变化。
二、吸纳型村庄政治：村庄存在集体经济时期的政治类型
所谓吸纳型村庄政治是指村级组织通过组织、制度、人情、利益等手段将村庄政治中的反对派吸收进可以控制的政治轨道上来，同时争取中间派，从而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的稳定的政治运作类型。吸纳型村庄政治的主体是村级组织，对象是反对派和中间派，其中尤以反对派为主。故而对吸纳型村庄政治的解读从村庄中的反对派说起。
（一）反对派的构成
笔者所说的反对派是指在村庄社会中存在的因为不满村干部和村级组织而结合起来形成的派性，产生不满的原因可能是利益分配不均或对村干部治理方式存在异议等。中间派是指在村庄事务和村庄政治生活中持“骑墙”态度，相时而动，并没有明确的派性归属。派性是指根据特定社会关系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派性与派系不同，贺雪峰曾分析了台湾选举和中国大陆农村选举，指出派性和派系在组织机制、行动逻辑方面存在的不同。派系是基于现实利益而形成的稳定性的组织形式，内部有明确分工和利益分配层级，而派性并不具备稳定性，村民可以根据利益分配变化而选择不同派性[9]。
村庄中存在集体经济，在经营或承包过程中产生利益分配不均，从而为反对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根据Y村的经验来看，村庄中的反对派主要产生与村庄选举和砖厂承包初期。
案例一：1985年现任书记王轩照（时任村副书记）被查出与当时妇女主任有不正当关系，王轩照被撤职，误以为书记王晓仁陷害，从此与王晓仁结下了仇怨。1988年春将砖厂承包给私人经营。当年冬天换届选举时，王轩照以王晓仁将砖厂承包给自家房头的弟弟为由，宣扬其任人唯亲，同时借助自己侄女婿是副镇长的支持，在选举中获得成功，挤掉王晓仁做了书记。同时撕毁了王晓仁在任时签订的砖厂承包合同。
案例二：1994—1995年，王闽顺、联清稳等八人集资15王元承包，由于几个人销路广，砖厂很快扭亏为盈。村里看砖厂盈利，1994年底宣布将之前五年一包变为一年一承包。王闽顺等人到镇里上访，当时彭书记批评了村里做法，后来村里改为两年一包，将王顺民等人的合同延长一年。1995年年底王闽顺等人提出继续承包，承包费逐年增加并许诺给村里修建小学，被王轩照否决。
正是在选举和砖厂承包过程中的失败使得王晓仁和王闽顺等人结成联盟，在村庄事务中处处“唱反调”，成为村干部眼中的反对派。同时，以房头为认同和行动单位的村庄社会也为反对派形成和壮大提供社会基础。当农村中强有力的传统组织如宗族存在时，派性并没有产生的空间，此时农村社会是通过宗族等特定规则和方式组织起来运作。而在农民已经完全原子化的社会中，仅仅依靠赤裸裸的利益联结，也无法形成派性，因为原子化的村民是难以达成有效的合作协议的[10]。介于宗族和原子化之间的房头则为派性形成提供便利，首先房头势力分散，单个房头难以形成气候，只有若干房头联合起来才能对村庄政治构成影响；其次当某一房头中的部分人或精英人物利益受损时，特别是涉及与村级组织争利中的利益受损时，该房头村民往往联合起来。上述王晓仁、王闽顺等人结盟，其所在的房头作为其背后的支持力量实现联合，而他们也成为反对派精英。
（二）吸纳机制
1.制度吸纳
所谓制度吸纳是指在村庄政治中，体制内精英利用各种制度设置笼络村庄各势力的方式。最典型的是理财小组，根据相关政策设置，理财小组由村民代表选举产生，监督村级财务，是村民自治制度的一部分[11]。但是从Y村经验来看，理财小组被体制内精英当做笼络人心、消除障碍的渠道，从八位小组成员的身份来看，反对派精英王闽顺、王晓仁等人均在其中，反对派就占了5位，其他3人属于房头中的代表，在村庄政治中属中间派，不站在哪一边，选举时看势而动，在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固定的情况下，对中间派的争取往往其决定作用。村干部将反对派安排进理财小组，一方面是满足反对派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利用理财小组这一平台，使反对派的意见和反抗以制度化的渠道表达出来，防止他们上访或向乡镇告状，而上访、告状等非常规反抗方式是村干部措不及防的，有时甚至面临上级问责的危险。
同时，理财小组开会一般是在村民代表大会之前，村干部通过给他们一些好处、说一些好话或是许诺一定利益等方式缓和反对派的抵触情绪，同时拉拢中间派，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即便仍会有人提反对意见，但往往也是一两个人，“不成帮派也不成气候”（Y村副主任语）。
2.组织吸纳
组织吸纳是指通过党组织或村级组织吸纳各种力量。以党组织为例，2005年，王闽顺的儿子入党，当时的入党介绍人正是现任书记王轩照。让反对派儿子入党，一方面是满足反对派要求，达到安抚、拉拢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将其势力吸纳到可控的范围内。开党支部会时，书记王轩照掌控局面，反对派的声音表达出来，但是最后还是“书记说了算”，最后的决定权仍在书记手里。同时和上面制度吸纳的目的一样，反对派们的意见和力量彰显被纳入到每年定期召开的党支部大会上来。
吸收反对派入党，定期召开的支部大会成为矛盾公开化的机会。但是矛盾公开对于村级组织来说并不是坏事，因为只有矛盾公开，村里才能针对矛盾焦点解决问题，不至于导致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爆发时村里毫无防备。在解决矛盾时，当不损害村组织利益时，比如村民之间的纠纷，村组织一般会将问题提到具体工作日程上加以解决，而当面对一些触及自身利益的问题时，比如要求财务公开，村组织会采用一些拖延、许诺等策略手段应付过去。
3.利益吸纳
利益吸纳是指以许诺或让渡现实利益为主要手段的吸纳方式。以Y村经验来看，利益吸纳主要是通过砖厂承包。下面是砖厂建成后主要负责人一览表：
从上表可知，从1988年砖厂开始承包起，砖厂的收益分配基本上在村级组织及其支持者和反对派三者之间进行。在近二十年的砖厂经营过程中，以王闽顺、王晓仁、联清稳为主的反对派精英承包砖厂有11年。砖厂承包初期，在利益驱动下村里不惜撕毁合同转为集体经营，但这一方面因管理不善而导致亏损，另一方面造成王闽顺等人的不满带来反对派势力的形成。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砖厂一直由反对派精英承包，但由他们承包并不是说村里没有利益可循，村里规定承包合同一年一签，根据当年的收益收取承包费等条件，使得村里在自己经营不善的情况下仍能获得数量不菲的承包费（承包费最高时占全年收益的百分之四十），因而让反对派精英们承包实现了安抚拉拢从而维系村庄政治稳定和获利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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