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车头镇调查
【内容提要】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赣南车头镇的调研经验表明，需要结合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背景来对此加以认识。2000年后车头镇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脐橙产业链，这影响了农民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绝大多数农民从脐橙种植及乡村市场化发展中受益，并形成了占主体地位的农村中间阶层。农村中间阶层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是中国高速发展中农村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政府应当保障并扩大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
【关键词】农村中间阶层 市场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意识
近十年来，中产阶级一直是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有广泛影响力的所谓“中产阶级理论”。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能起到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因为中产阶级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有较强的认同感，是既定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当中产阶级人群不够庞大时，社会就缺乏中间阶层的缓冲作用，社会阶层之间就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下层阶级的高比例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因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较弱，而反社会的情绪较强。
马克思（Karl Marx）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中产阶级（即中间等级，middle class）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中间等级的瓦解，其中大多数落入到无产者队伍中来，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化，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①马克思对中间等级的划分，主要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他们被当代学者称为“旧中产阶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小企业不断破产，庞大的垄断公司逐渐兴起，并开始大量雇佣“白领”从事行政、管理、销售、技术和财务工作，而股份制也使企业的管理层与所有者逐渐分离，出现了一个企业管理群体。这个时期，“旧中产阶级”的规模日渐缩小。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认为，应该将公务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职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阶层视为“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弥补了旧中产阶级衰落带来的问题，结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②从历史现实来看，薪金雇员（尤其是其中的技术人员和商业雇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占据着“中间位置”，他们使得阶级斗争得以缓和。二战以后，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非体力劳动者日益增多，中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起来，已经成长为社会的主导群体。在此背景下，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层出不穷。例如，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51年出版的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就详细描述了新中产阶级的成长过程，认为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先是缓和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继而形成占社会最大多数的中间阶层，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③
“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这一中产阶级理论逐渐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其理由有几个方面。第一，在意识形态上，中产阶级对社会主流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是既定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他们持有较为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二，在社会结构上，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缓冲层，他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职业群体”，有利于社会不同阶层的沟通，缓和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第三，在社会关系上，中产阶级往往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为不同群体通过温和妥协的方式协调利益冲突提供了基础；第四，在经济稳定方面，中产阶级是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因此有平稳的消费，可以造就庞大的消费市场，为经济稳定提供了基础。
当前中国，很多学者接受了上述中产阶级理论，希望国家政策能够推动中产阶级的发育和扩大，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陆学艺等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橄榄型”社会结构视为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并期望政策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稳步向这一方向推进。④
目前对中国社会结构分层最为可靠的分析是“倒丁字形结构”论。它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测量，认为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型”，而是 “倒丁字型”。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是一致的，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的一横，它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其中的91.2％是从事农田耕作的农民。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⑤处于中间阶层的有4个社会集团，一是最为典型的中间阶层，即干部和知识分子；二是所谓的“新中产阶层”，他们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大多就职于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及其他高新技术领域，一般生活在大城市中；三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中的职工层；四是一部分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包括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⑥
社会结构分层的权威研究表明，中国并未形成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然而，中国社会却保持着高度的稳定。这个社会拥有巨大的底层人口，仅有数量不多的中间阶层，数十年来一直维系着高速发展态势，人口流动规模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进行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经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猛烈转变。经历了现代性巨变，没有产生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却保持了高度的稳定，这是否意味着“中产阶级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贺雪峰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在城市，而中国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以城乡统筹为基础，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可以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⑦温铁军、李昌平等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⑧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很多社会矛盾被转移到农村，并大体上得到了有效化解，这固然是事实。然而，当我们说“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时，是否就意味着对“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这一西方经验和理论构成了有力或成功的挑战？
黄宗智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小资产阶级。“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今天仍然占据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确实远高于“旧”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只占中国社会的较小比例。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中间阶层”人口非常少；但从政治意义上考虑，中国社会存在由“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为主、“新”小资产阶级（“白领阶层”）为次的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这是一种“悖论的社会形态”。⑨农民在政治上属于“中间阶层”，但在经济上仍然属于社会底层。黄宗智的“悖论社会形态论”提醒我们不能在中国经验背景下机械地理解中产阶级（中间阶层），他从另外一个角度隐含地肯定了“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器”这一西方经验和命题，且更多是从“阶级立场”而不是社会结构展开分析的。
我们可以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进行农村的在地结构化理解。虽然农民（农民工）在整个经济社会分化结构中处于下层，但他们的比较对象往往不是城里人，不是其工作城市的市民，而是老家村庄熟人社会的邻里亲戚。他们外出务工常常并不是为了能够实现城市化，而是为了在老家村庄中获得面子和认可。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相对老家农村很高的收入，他们不仅改善了生活状态，还大大提高了在村庄中的声望和地位。村庄熟人社会是生产价值的场所，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而进城务工只是提升村庄生活的手段。正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城市问题被转移并消化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因此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村庄的价值生产过于浪漫化，而忽视了对乡村社会的现实分析。随着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嵌入，村庄熟人社会的价值生产能力不断弱化，同时一些农村地区的农民经济分化不断加剧。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流动进一步加速，大量农民进城，将农地完全流转出去，而不再兼业，完全脱离土地的非农就业进一步增加，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强有力的脱农离农趋势。这种情形下，农村还能充当中国社会的稳定器吗？当农村也出现了阶层分化趋势，其维护社会稳定的运作机理是怎样的？
2011年7～8月，笔者带领一支20多人的调研小组在赣南某县调研，其中有12人在车头镇调研。下面将从这次调研所获得的材料展开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车头镇的农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2000年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影响了农民的家计安排，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在此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民从中受益，并形成了一个占主体地位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保障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甚至在制度上扩大这个阶层的利益，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维护并扩大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能够为农村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脐橙种植的推广与产业链市场的形成
车头镇辖车头居委会和车头村、三排村、龙头村、龙竹村、官溪村、南屏村等6个行政村，总人口1.93万人，共4635户，区域面积14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仅9332亩，是一个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农业镇。调研团队分为3个小组，在车头、龙头、三排3个村庄中展开调研。笔者所重点调研的车头村，由黄陂、兴地、原车头等5个行政村于2006年合并而成，目前被分为7个社区：圩镇社区、黄陂社区、东村社区、长沙口社区、黄魏屋社区、莲花岩社区和下廖屋社区。合并后的车头村共有7000多人，小组大多都是单姓的自然村落。
受制于自然生态条件，车头村的人均耕地非常少，每个村民小组的人均耕地在0.3～0.5亩之间，仅有的耕地用以密集地种植水稻，耕地产出仅能满足口粮之用。细碎的耕地难以实行规模化的机械耕作，因此直到现在农业仍然是高强度的手工劳作。稀缺的土地资源约束着当地的农业发展，而在土地规模限制之下，农民早已“穷则思变”，尝试种植西瓜、蔬菜等经济作物，但能够成功经营的并不多。政府也不断“带民致富”甚至“逼民致富”，尝试规模种植多种特色经济作物。
车头镇的脐橙产业发展源于县政府的大力推介。2000年，县委县政府实行“15843工程”，大力号召农民种植脐橙，设想1户农民种植5亩脐橙树，8年以后可以产4万斤脐橙，有3万元左右的收益。为了带动农民种植脐橙，县委县政府强制要求县乡村干部带头种植，每位干部根据不同级别必须种植一定田亩的脐橙。一个乡镇干部回忆说：“县长在动员大会上讲，领导干部都必须回老家种脐橙，什么时候完成任务，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在层层任务分解的压力型体制下，村委会干部、村民小组长也被安排了脐橙种植的硬性任务。县乡政府为首批种植户免费提供树苗和技术支持，并在山林流转、园地建设方面提供帮助。尽管如此，没有见到利润的农民大多还是“按兵不动”，县乡村干部成为第一批脐橙种植户。脐橙种植5年后开始有收成，2004年挂果的脐橙投放市场，恰逢市场行情较好，第一批种植户立即获得了较高的收益。看到收益的农民2005年便开始大规模种植，至今当地脐橙产业一直呈现出狂飙猛进的发展态势。当地“三百山脐橙”、“赣南脐橙”的品牌已经在全国市场占据了相当的份额。
脐橙产业发展给车头镇带来巨大变迁，使当地原本用途不大的山林得到了充分利用，为村庄农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脐橙种植所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搅动了整个农村经济格局，将村庄直接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围绕着脐橙的产业链市场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农资市场、销售市场、加工市场。
（一）劳动力市场
脐橙产业所具有的劳动密集特征吸纳了村庄部分劳动力。依靠土地种植粮食的农业格局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是有限的，种植木材的山林只需要不定期的极少量劳动力。因此，在脐橙产业兴起之前，当地中青年农民大多外出打工，老年人和妇女在农业耕作之余也有大量的剩余时间。脐橙产业兴起之后，不但老年人和妇女实现了更加充分的就业，一些青壮年劳动力也被吸纳回乡。脐橙产业的劳动力市场属于乡村社区型的，即劳动力在村内或乡镇范围内配置。不同家庭种植脐橙的起步有早晚，规模有大小，因此劳动力需求就有不同的结构。在脐橙种植的最初两三年之内，家庭劳动也许能够应付所需劳动，但到脐橙挂果之后就会出现困难；种植脐橙较多的农户平时尚能应付，到忙时就会出现劳动力不足。这样，乡村范围内围绕脐橙种植就形成了劳动力市场。
在车头村调查，感觉当地农民非常忙，妇女、老人都在不停地干活。“忙”说明本地有很多劳动，而这正是脐橙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村里有一些脐橙种植园由老板所有，雇用他人管理，管理人招募村里农民进行具体劳动。黄陂社区有位外来老板承包山林种植脐橙，规模达到5000株（100亩）；黄魏屋社区一个自然村的全部山林都被外来老板承包，都需要雇佣本地农民劳动。村里的种植大户也经常有无法完成的活计，需要雇人。除草、施肥、打药、摘果等活计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种植100株脐橙（2亩），一个健壮劳动力就能有效管理。如果夫妇两人都在家，就可以有1个剩余劳动力出去打零工，这样就保证了村里有充分的劳动力供给。乡村劳动力市场的活跃分子是妇女。根据劳动强度不同，她们的日工资在40～70元之间，虽然远低于当地男性劳动力的工资，但可以照顾家里，她们已经心满意足。由于妇女外出打工，老年人就得操持家务，他们因此也变得“忙”起来。
（二）农资市场
脐橙种植需要大量的化肥、农药的投入。脐橙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当地农资市场的繁荣。脐橙在树苗成长期和挂果期，都需要连续的化肥投入，车头镇的农资店铺在几年内迅速增加。车头村是车头镇的中心村，圩镇街头就有多家农资店。村支书就在自家楼下的门面房开了家农资店，他还是镇农技站站长，在农资、农技方面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黄陂社区的林祥寿从在县城开农资店的小舅子那里进化肥，他家也成为社区的化肥销售点。车头镇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农资零售店，村民不出村就可以买到化肥。农资店主也几乎不用担心销售问题，因为当地村庄几乎都是单姓的宗族型自然村，每个农资店都有固定的覆盖空间。普通化肥店主从上级经销商手中进货，每袋加价20元出售，各家店的化肥价格相差不会太大。熟人社会中村民习惯赊购，到了秋天收获果实后才结清账款，这需要农资店主有足够的运转资金。
（三）销售市场
在产业链条中，农户获得的是脐橙种植的利润，销售与加工环节利润更加丰厚，但普通种植户难以分享。村民种植脐橙不太可能自己销售，他们难以获知市场信息，也难以承担市场风险。专业的经纪人、商贩构成了销售网络。车头村每个社区都有几个经纪人和商贩，全村30个村民组几乎都有经纪人。经纪人一般是村里农民，或与村庄有渊源的生意人，他们往往头脑比较灵活，做人又不失稳重，平时在外打工、做生意，善于把握商机。外地商贩来当地收购脐橙时，人生地不熟，经纪人就成为商贩与果农的中介，为商贩牵线搭桥，收取佣金。这种生意是季节性的，每年在脐橙成熟后一个月内可做生意。普通种植户将脐橙交售给当地的经纪人，由他们组织货源，联系更高级的商贩。经纪人赚取的是中介佣金，这种市场地位稳赚不赔。1万斤脐橙的佣金大约有500元，一般的经纪人在这一个月内可以收入万元。当地收购规模最大的经纪人，一年能有20万元的佣金收入。
车头村农民中也有不少专门的商贩，他们吸纳了本地的脐橙销售网络。还有部分农民，已经变成了专门的水果商，在本地组织货源，自己运往目的地市场销售。水果商贩收售水果，需要面对市场风险，应对价格的起落。黄魏屋社区的魏世专既是村干部，又是经营大户，自家种植了900多株脐橙。2010年脐橙市场价格高，魏世专等村民4人合伙收购脐橙，共计50万斤，装了11车，自己拉到浙江嘉兴去销售，魏世专在那边有做水果生意的熟人。脐橙的地头收购价为1.5元/斤，经过打蜡、运输，到嘉兴的终端市场，出手价格成为2.4元/斤。这一笔生意魏世专就赚了7万元。因市场行情的涨落，商品市场可能出现暴利空间。销售环节所获得的利润，自然要比生产环节利润高得多。脐橙从地头走向终端市场，中间经过的每道程序都增加了成本，但也产生了诸多利润环节。
（四）加工市场
从地头到市场，仍然以果实销售为目的的市场自然不需要太多的深加工。当地仅有的加工环节，是对脐橙进行打蜡或催熟，提高果品质量，加工的链条并不长。打蜡是对果品表面抛光、喷蜡，使得脐橙看起来色泽鲜艳；催熟是将一些未完全成熟的果实，通过化学手段催至成熟。车头村开设了多家打蜡厂，专门负责脐橙的加工和分类包装。打蜡厂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圩镇附近，寻坪公路沿线就有7家。伟亿达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村支书和村主任等7个股东合伙开办的专业打蜡公司，注册资金达到了500万元，占地17亩，有专门的打蜡车间、储藏仓库，每年能加工1600万斤脐橙。公司有管理人员15人，生产期内需要雇佣本地普通工人100多名，包装工就至少需要50名，大多是本村妇女，她们的最低工资可达每月1300元。她们的工作大多不需要技术含量，只是普通的果品包装和分类。当地打蜡厂产生的劳动力需求使妇女容易找到活计，在自家脐橙收获后，立即有零工可干。一般情况下，每斤脐橙收取0.13元的打蜡费用，如果需要催熟，则需要0.23元。无论脐橙收购价、市场价如何，打蜡厂只赚取固定的打蜡费用，因此在本地货源充足的条件下，经营没有任何风险。伟亿达果业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的纯利润就达到了160万元，公司的几位股东也成为村庄中的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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