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与苏南相比，浙南的不同处在于主要是私人性质的外向型资本原始积累。这种积累导致后来的路径依赖，浙南的大企业和资本集团发育极端困难。　

　　编者按：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被西方媒体称为“奥巴马社会主义元年”，但只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博弈借助了不同意识形态。其实质，一方面是欧美无一例外地以政府有形之手强力介入甚至控股那些崩盘中的私人部门。另一方面，面对愈益严重的政府债务只能大量增发信用向全球转嫁通货膨胀。 

　　这些嫁祸于人的做法表明，在利益集团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欧美国家正在重蹈覆辙转嫁危机代价，试图以引发全球通胀危机来应对和暂缓自身危机！对此，以至于连美国主流的政治学者福山也疾呼：这场付出了如此大代价的悲剧被白白浪费了。 

　　不过，在这场金融全球化累积矛盾造成的危机压力下，西方社会各界已经有所反省。这其中，就包括全世界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比较和争论，前者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后者注重发挥政府作用。尽管在西方已经很少有人继续鼓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配置要素，恢复经济平衡，解决全球危机，但在中国，这次世界性的大危机却并未唤醒理论界、舆论界和接受了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公众，鲜见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新认知。这其中，以“无为而治”著称的浙南模式，与以苏南地区为代表，政府发挥先导作用的苏南模式，到底谁更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又一次成为舆论界争论的焦点。 

　　温铁军教授长期立足国情，坚持实地调查研究，对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宏观经济周期与发展战略调整，以及相关制度变迁等领域，都有精深造诣。在2011年出版的《解读苏南》一书中，温铁军指出，苏南的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的代表之一，其中许多挑战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普遍遭遇的。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温铁军教授以苏南模式为缩影，剖析中国地方政府公司化发展的筚路蓝缕，为中国的区域发展比较研究打开了思路。 

　　本文系根据采访内容整理而成，并经温铁军教授审定。 

　当地时间2011年11月14日，美国纽约民众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 

　　西方现代化成本转嫁导致全球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在欧美爆发后，迅速波及全世界。在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上都依赖西方国家，但实际上却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动乱。 

　　在刚刚过去2011年，不仅阿拉伯国家陷入内战，欧洲各国街头骚乱不断；连最核心的美国也因占领华尔街引发了社会运动。 

　　这一切，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成本过高必然导致的结果。不过，西方发达国家之现代化成本历来都会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并且势必引发全球人道主义危机，造成灾难性后果。 

　　之所以给出这样的判断，乃在于归纳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过的三次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扩张和矛盾转移。 

　　第一次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原始积累初期，那是和殖民地扩张紧密相关的——欧洲国家占领了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夺取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资源和市场，同时移出贫困人口，缓解社会矛盾，减少政治动乱。在通过殖民化推进资本原始积累的17到19世纪，不仅有血腥的“反人类罪”的奴隶三角贸易，而且欧洲各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爆发大量战争，最终导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是在二战之后，在资本主义中期产业资本的扩张压力下，西方国家兴起了一般制造业的向外转移，避免了发达国家的全面产能过剩再次引发世界大战。同期，老殖民主义形成的世界秩序解体，全球反殖民化运动中形成大批新兴民族国家，成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载体。发达国家内部的体力劳动工人减少和中产阶级社会运动促使社会福利改善，导致劳动力成本以及环境保护压力上升。 

　　最近一次则是资本主义晚期的金融资本扩张，具体看就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正在演进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金融化和资源资本化进程加快，导致后殖民化时期“币权”主导新地缘战略（亦称币缘战略），即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在对抗性冲突中竞相滥发信用，最后是世界遭遇虚拟资本泡沫化的金融危机。 

　　由于金融资本时代的信用扩张，本源于国家政治强权对货币体系的赋权；因此，这次华尔街金融海啸恶化为全球通胀危机，若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反映出的本质看，仍然是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代价向全球转嫁。 

　　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 

　　各国的工业化，首先都要解决资本积累的问题。但在资本积累模式上，中国和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 

　　新中国真正开始国家工业化，是在遭遇朝鲜战争的1950年。接着，是在1953年工业化原始积累加速的时候，通过建立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来提取三农剩余。 1957年苏联中辍投资以后，则通过高度集体化完成了农村社会的准军事化，完成了节约原始积累的交易费用的制度建设。这种制度下的国家能够成规模地集中劳动力，以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这个替代机制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遭遇资本极度稀缺的挑战，一般都堕入发展陷阱。只有中国能够在苏联撤资后，靠自力更生启动二次工业化，虽然支付了巨大社会代价，但还是用了30年完成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跳出了发展中国家深陷其中的发展陷阱。 

　　资本积累模式直接决定了此后的制度形态及其后来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是战后从西方殖民地独立而来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大都在追求国家富强，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不可避免遗传于前宗主国，加上这些发展中国家主要依赖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宗主国制度文化的路径依赖趋势。 

　　但二战之后，照搬西方制度及其文化体系并据此完成本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少之又少。就世界范围来看，在所有原住民人口过亿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中国是唯一短期内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主流理论家会说：中国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但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也有这项优势甚至更突出，但却没有完成工业化。因此，无法仅以劳动力“比较优势”，来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从原始积累、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的三段论，看其经济主体内在机制，才可能了解中国“比较优势”之所在。 

　　土地革命之前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相对处于被边缘化的非主流地位，通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战后摆脱列强控制的维护主权斗争，完成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建设。建国以后，结合几千年传统灌溉农业形成的群体文明中的村社理性（不同于西方的个体理性），中国形成了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机制。 

　　在工业化初期内生性的体制中，首先形成的，其实是政府公司化——各级政府作为经济主体使资本积累直接内化于政府，这就能够内部化处理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为严重的外部性问题。其次是单位制，在遭遇危机、特别是外部资本突然中辍时，政府通过高度组织化的集体单位，组织起规模劳动力投入来替代工业化初期极度稀缺的资本要素。这两点，可视为中国原始积累阶段的关键制度内涵，也是中国这种内向型国家资本积累的核心“比较优势”。 

　　对“国进民退” 不能妖魔化 

老工业基地哈尔滨新貌 

　　中国当前的经济争论中不乏“国进民退”的批评，我从不参与这类争论。但对这个所谓“国进民退”，人们应该看到其大背景，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因内需不足而生产过剩，同时面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外需下降的严重危机！1999年，林毅夫指出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劳动力过剩与生产过剩，二者互为因果、高度相关，劳动力过剩劳工价格下跌，就会加剧内需不足，恶化产业过剩。这在西方也属于市场失灵，没有好的化解方法。当历史上西方国家遭遇这个生产过剩矛盾的时候，结果就是世界大战，用战争来摧毁过剩的生产能力。但，当中国遭遇同类危机时，决策者跳出意识形态的桎梏，在1999年以后的10年间，中央政府以超过10万亿的国债投资，先后启动了西部大开发、全国高速公路网建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地震灾后重建等多个重大国家工程，借助国债投资拉动经济，1998年以后对中西部各省GDP增长的贡献率至少是3个百分点甚至更高，基本建设带动非农就业，基本上化解了双重过剩危机。 

　　诚然，这种国家大规模直接投入的政策，也会派生出一些问题。比如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而内需还是相对不振。任何一项经济政策解决问题的同时，总会创造新的问题，不平衡是肯定存在的，人们需要综合权衡利弊，实事求是地构建对政府公司化体制的有效制约。另一方面，既然国债投资本质是把未来税收提前用在基本建设领域，那就应该是公共部门主要通过国有企业操作，而不是交给私人部门，以保证公平效率兼顾和应对社会问责；这是发生所谓“国进民退”的客观背景。相对而言，美国在金融危机后也启动了国债投资，但主要用于救助私人金融部门，滥发信用进入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拉动不大；于是就有99%的人利益受损，发生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欧洲更糟，只能增发欧元货币而不能发欧盟的统一国债，金融危机爆发后几乎不可能靠国债投入公共建设拉动经济；面对失业增加和街头暴力泛滥，基本是束手无策。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