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河南D村调查
摘要：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河南D村的代际交换明显偏向有利于子代的一方，但父代并没有牢骚抱怨或理性算计，而是在有劳动能力时全力帮助儿子娶媳妇、买房子，分家之后无偿供给子女生活用度，帮忙照顾孙子，没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尽量少麻烦儿子，代际关系呈现出一丝淡淡的悲壮和温情。研究发现，父辈心中深藏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本体性价值和为儿子操心的村庄舆论形成强大的意识形态，驱赶着父代不怕牺牲、努力为儿子福祉奋斗的文化实践。
关键词：代际剥削 温情脉脉 面子竞争 本体性价值
一、问题提出
已有关于代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代际平衡的研究。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代际关系可概括为“反馈模式”，父母有抚育子女的义务，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养儿防老”是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传统中国模式①。贺雪峰认为，在建国后的集体化时代，虽然妇女解放的话语和集体经济制度极大了改变了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但因为集体制度本身的特点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借用，使代际关系保持相对平衡②。阎云翔的分析路径与之不同，他认为，1950到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各种“封建思想”的批判动摇了父母的权威性与孝道的神圣性，后来的市场化改革引进的一系列价值观进一步埋葬了孝道，父子两代在新道德观的影响下形成理性、有限、较少期待、较为平衡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相互对等的给予③。二是关于代际失衡的研究。陈柏峰通过对皖北李圩村的分家、赡养和家庭关系的调查，发现年轻人对父辈的剥夺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赤裸裸，孝道日益衰落，他指出，正是农民价值世界的倒塌、本性性生活价值的灰飞烟灭，造成农民利欲心膨胀，村庄乖戾之气盛行及孝道的衰落④。袁松认为，打工经济的深化不仅带来农民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带来消费文化和市民生活理念，它侵蚀了村庄社区原有的生活意义系统，而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又造成村民将相互攀比作为获取“尊严感”和“自我实现感”的动力，收入有限且陷入消费竞争的村民变得精于算计，他们在激烈的利益角逐中舍弃对老人的责任和义务，老人生活处境堪忧⑤。郭于华则认为，80年代初期的老人在他们年富力强时，正是被剥夺殆尽的时期，根本没有可能为子孙积累家庭财富；当追求小康生活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们又丧失劳动能力，在代际交换中的无所付出意味着老人要求后代的无条件回报不得不让位于小辈人所认可的有条件回报，而维系传统农村代际平衡的非正式制度和象征体系又被国家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所改变，从而使得这一代老人处在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家庭养老危机重重⑥。
上述两方面的研究成熟且深刻，从中我们可以全景式了解代际关系的维系机制和变迁路径，对于我们理解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变迁的特征、表现、原因及后果不无启发，但它还不是对代际关系多样性的完整总结，且现有的代际关系研究多与国家力量、市场经济、象征体系等宏大话语相联系，对地方性知识形塑出的代际关系着墨不多。事实上，代际关系不仅仅是温情、厚重、密切、较多期待与较多奉献的伦理性平衡和理性、有限、有距离、较少期待、较少奉献的算计型平衡的二元对立，乡村经济社会变迁和传统价值观的滞后相互融合和交互影响，也有可能形塑出一种温情脉脉的代际剥削样态⑦。我们在河南D村调查时发现，虽然当地的代际交换明显偏向有利于子代的一方，但父代并没有牢骚抱怨或理性算计，而是甘愿为子代的发展贡献资源财富，代际关系表现出一种温情的“剥削”状，这引起我们关注并进一步研究。
二、代际剥削的表现
1.为儿子娶媳妇
随着打工经济兴起，大批男女青年外出打工，当地婚姻市场的平衡被打破，女青年在婚姻市场上逐渐获得优势地位，她们因此提高彩礼的金额，并索要更多陪嫁物品。男青年一般在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2~3年后父母为其张罗婚事，此时他们没有多少积蓄，结婚花费主要靠父母支持。D村所在的乡镇正在搞小城镇建设，政府鼓励村民到镇上买房置产，他们通过村组干部宣传和不批新宅基地的方式动员村民买商品房。女方在最近5~6年开始要求有档次的新房，如果男方已购置房产，彩礼钱会少要些，最低得3万元，否则将人要支付8~10万的彩礼钱，这些巨额花费都得由父母负担。那些有几个儿子的父母辛苦大半生也拿不出如此多的钱，他们转而到处借钱为儿子买房。父母有足够的热情和动力为儿子成家立业操心，就要用自己羸弱的身躯直面强大且无理的婚姻市场，他们有时不免有“被逼无奈，不得不服从”的感叹。
刺激农民买房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比”，一是“逼”。所谓“比”是指村民之间的相互攀比，所谓“逼”是指父辈必须为儿子完婚。相较于攀比，感觉到被逼的父母多些。作为人生任务的“逼”和作为面子竞争的“比”很难分得开，很多时候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影响，造就出父代辛勤忙碌，省吃俭用，一心一意帮子代买房的现象。有的父母在儿子出生后不久即开始攒买房钱，我们调查时发现，有的家庭小孩尚未成年，父母已为其买好新房，空置在那里。买房花费主要由父母偿还，儿子不用管。一些父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自己不生大病，一家人平安，以便能日积月累的攒钱，否则，他们将为推迟儿子娶媳妇的时间深深恐慌和自责。父母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多赚些钱为儿子娶媳妇，耗光前半生所有的积蓄，二是在下半生的很长时期里努力劳动还清债务，尽量减轻儿子的负担。虽然生活充满辛酸，虽然“为儿子娶媳妇累弯了腰”，父代依然孜孜以求，拼命为子代挣钱娶媳妇。
2.分家的不分家
在集体化时代，D村大多数家庭经济不宽裕，他们没有多少财产分给儿子，一般以“分灶”作为标准，父母把属于儿子的田地和生活用具分给子代，子代另起炉灶即算分家。分家在当时是家庭生活中的大事，通常要请舅父作公证人和调解人，一般是父亲拟定好分家清单，舅父提出一些建议，尽量做到公平公正。1990年代以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多数年轻人向外流动，原有的分家习俗也在褪变，现在很少有人请舅父来做调解，分家成为一件私事。流动带来职业的多样化和收入的层次化，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兴趣喜好开始异质化。在家庭内部，子代与父代，子代与子代间的不平衡感和生活摩擦增大，子代越来越要求经济独立和生活自由，家庭矛盾增多，导致分家的提前。
尽管已经分家，儿子有居住的房屋，但他们长年在外打工，只在过年过节回来一两次，镇上的房子一般供歇脚用，并不具有家的意义和功能。只要返乡，子女多回父母家，父母要花钱供子女吃住。一家人共同生活十天半个月后，子代又像候鸟般向打工地奔走。打工期间，子代的房屋由父母看秋，如果临时回家住，父母要供给子女柴米油盐。打工遗下的土地主要由父母耕种，收获的粮食儿子可以全部要回。如果子代有小孩且不愿带出去，父代还要照顾孙子生活起居及上学。分家于现在的村民来说可有可无，子代回家可以得到父母的经济情感各方面的照应，不回家也可以要求父母操持好自己的小家庭，他们对父母没有补偿和付出的义务。两代家庭间的权利义务界限不清晰对父母提出高要求，如果父母在支持子代经济方面有所偏重，很有可能引起家庭纠纷。有村民告诉我们说，“以前分家不能在老人家吃饭。现在分了家，照样吃，现在分不分家无所谓……给儿子娶了媳妇，还得伺候媳妇。有些媳妇骂老婆子老公公像骂鸡骂狗似的。看公婆看得比自己的狗还低，还真的有打（公婆）的情况。但（公婆）总不能去告自己的儿子。”
这种形式上不分家，但内容上已分家，母子两代家计独立，但子代又不断向父母索取的情况在D村越来越普遍，笔者称之为“分家的不分家”。尽管为儿子结婚操心后很难再攒钱，婚后还可能受到儿媳的奚落，父母并不因此减缓对儿子的支持，还很能理解儿子的苦衷，“当老的得体会小的（处境）”，“为了子孙后代、为了儿子好，损失这点钱算什么”。
3.子女生活压力大，不愿麻烦他们
D村人做事很讲面子，在年轻人身上的表现就是消费方式的竞争和攀比。结婚必须买新房，且必须有家具、冰箱、洗衣机等耐用品，如果邻居买个好手机，自己也要尽量跟上。城市生活的长期浸淫使年轻人很讲究吃穿住用，他们不断寻找短期目标与别人竞争，如果弥漫于村庄内的竞争空气不利于他们的体面生活，他们会感很受伤，个人也像矮了半截，说话做事都畏畏缩缩，没有底气。如果说面子竞争只涉及自我认知和对村庄文化的适应性接受，只是个人心理感受的问题，那么成家后的生活开支及子女教育经费则是实在的物质压力，更加难以摆脱。D村小学在6年前因生源不足被合并到镇小学，小孩很早就要住宿，他们一个学期需要500多元的生活费、300多元公车费。如果年龄渐长，学习生活方面的要求提高，经济花销将更大。如果家里有两个小孩且都在上学，一个月2000元的花费很是正常，普通家庭却很难应付。如果子代对子女教育较为重视，找关系花重金将小孩安插进重点中小学，又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小孩教育，这些年轻的家长们只得在城乡间奔波，定期寄钱给母家庭，让父母照料小孩生活。
对于中年人来说，上有老、下有小，打工一年只能挣1~2万元，生活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有限的精力和能力使其难以兼顾老人与小孩。在现实和伦理面前，他们会自觉选择精心抚育小孩，忽略老人的生活需求。村民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又不缺粮食，一般不会不赡养老人”。事实上，D村的子代确实没有功于算计，置老人生活于不顾的情况，但客观上老人生活确实艰难。一些老人看到儿子经济压力大，很难释怀，他们会在有能力时尽量帮助儿子，把收获的粮食蔬菜送给在镇上居住的子女，能干尽量多干，无劳动能力但有自理能力时尽量少麻烦儿子，自食其力。村里人说70岁以上的人才被称为老人，我们在调查时发现不少头发花白、步履蹒跚的老人依然肩挑背扛，下地干活，问他们缘何如此，老人会解释说，“干得久了，习惯了，也不想麻烦儿子”，“当老的就得体会小的”等等。在现实压力面前，老人很是善解人意，不愿给儿子生活添负担。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2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