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任分析视角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2010 年对陕西、山东2 省3 个区县1595 个农民的调查数据，首次实证检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的信任解释。因子分析发现，农民的信任可以分为村域信任和特殊信任两种类型。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村域信任对农民参保有正效应，村域信任水平越高，农民越可能缴费参保。而特殊信任对农民参保没有显著性影响。村域信任有助于农民通过网络传播和政府宣传来了解新农保信息，从而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 村域信任还增进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期望值进而激励其参保。本文弥补了学界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非经济因素研究的不足，为新农保参与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

　　【关键词】村域信任; 特殊信任;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从 2009 年底开始，我国开始在部分农村地区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新农保) 制度。中央政府免费提供基础养老金，地方政府财政对缴费参保农民进行补贴，利益驱导的制度机制理应能激发农民参保的热情。然而，从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和学界调研的结果来看，参保率不尽如人意。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为准，截止 2010 年 6 月底，全国 32 个试点县和 4 个直辖市参保率仅为 63． 82%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对全国 68 个试点县( 市) 68 个村庄进行了调研。调查报告显示，截止 2010 年春节前后，68 个村庄的参保率为 57． 59%②。新农保并没有激发农民普遍参保的热情，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交费参保，因此，分析农民的参保行为显得十分必要。

　　1.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国外很多学者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实证研究了信任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效应，结论一致认为信任推动了经济、金融发展( Bergelsdijk，2001; Knack＆ Philip Keefer，1997; Knack＆ Paul zack，2001; Grootaert，1999) 。国内学者也验证了信任对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张俊生等，2005;卢燕平，2005; 刘贇，2009) 。

　　地区金融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个体金融参与实现的。国外学者进一步从微观的角度，证实了信任对个体金融参与的正效应。Guiso et al． ( 2004) 用意大利的数据首次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通过信任对居民金融参与的促进作用。通过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的研究发现，在信任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金融参与的可能性很高，居民更多使用支票、投资股票，更易于获得正规信贷。Guiso et al．( 2008) 用美国的数据再次证实了信任是解释股市参与的重要因素。个体是否参与股市跟其信任程度有关，低信任度的个体不参与股市，即使参与也是低度参与，因为信任水平低下使得参与股市的成本放大。Pasini ＆Georgarakos( 2009) 利用欧盟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及世界价值观的数据，证实了信任对个体股市参与的正效应。研究发现，个体的普遍信任和对金融机构的特殊信任的增加都能提高其购买股票的可能性; 普遍信任低下是澳大利亚、西班牙和意大利富人有限参与股市的主要原因。至于信任为什么会促进个体的金融参与，有学者从理论上进行了解释。Biagio( 1999) 强调了信任在金融合同交易中的重要性。信任就是投资者在面对金融合同不确定性风险时，投资者对合同方是否会尽其所能完成合同的主观判断。Guiso et al． ( 2004) 认为，金融契约涉及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金融交易信任密集型的特征，交易的完成不仅取决于金融契约的法律执行力，而且依赖于授信者对受信者的信任程度。目前，国内从信任视角实证分析个体金融参与的文献很少。李涛( 2006a) 用 2004 年对广东省居民的调查数据，从信任理论视角分析了城市居民股市参与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信任推动居民积极参与股市。信任对参与股市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两组渠道: 股市投资预期收益的实现概率和实现数额。居民的信任程度越高，就越相信上市公司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证券公司会合法经营，股票投资未来回报的可能越大，数额也越客观。李涛( 2006b) 运用 2005年对中国 12 个城市投资者的调查数据验证了普遍信任对投资参与的影响。分析表明，普遍信任对于银行存款、外汇、股票、基金、彩票等投资参与均有正效应。何兴强和李涛( 2009) 检验了居民商业保险购买的信任解释。在控制其他产生或维持信任的各种机制等变量后，较高的信任有助于居民购买商业保险。

　　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多以股票、商业保险等市场金融参与为研究对象，证实了信任对市场金融参与的正效应。近年来我国在农村地区推行的基于自愿参与的社会保险政策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张里程等( 2004) 利用哈佛大学中国农村合作医疗项目的资料，对社会资本与农民参与新农合的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提高农民的信任度可以使参合率提高( 张里程等，2004) 。文莉等( 2006) 研究了特殊信任对农民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促进作用。在对1757 位农民调研的基础上，指出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信誉度不高不利于农民参保。由此可见，不管是市场金融还是社会保险政策，只要是基于自愿参与，个体的信任水平直接影响其参与行为。就新农保而言，信任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增加农民对制度的期望值两种机制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农民缴费参保。

　　信任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村域中，农民获得新农保信息有两个渠道，一是政府宣传等制度性渠道。新农保在推行过程中，政府加大了宣传力度，通过咨询台和村民会议等形式让农民充分了解政策的实惠。二是村民互动和网络等非制度性渠道。鉴于政府宣传具有临时性、突击性和文本性等特征，农民更倾向于从易得易懂的网络中获取信息，因此，这种人际传播的渠道是农民获得信息的有效渠道。信任有助于农民通过这两组渠道获取新农保信息。首先，信任水平高的村民更积极参与政府宣传活动如村大会和座谈会等来获取信息。这是因为信任的内涵与公共事务参与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信任能够培育农民对公共事务的认同感，从而激发参与热情。已有文献多以村委会选举为研究对象，证实了信任对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影响( 孙昕，2007; 胡荣，2006) 。其次，信任不仅有助于农民通过正式渠道获取信息，还推动了农民通过人际网络传播来交流信息。信任是信息交流的前提，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意愿，有助于农民之间信息的传递。信任会使农民更愿意给对方有用的信息，更容易倾听对方，接受对方的影响。知识管理领域也证实了信任对信息传播的重要性。Zand( 1972) 发现信任将使信任主体更加接受同伴对自己的影响，从而提高信息交流的准确性和及时性。Szulanski( 1996) 认为不信任对于知识转移有消极作用，是知识转移的主要障碍之一。周涛、鲁耀斌( 2008) 对虚拟社区信息共享的研究也证实了信任对信息传播的重要性。

　　除了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之外，信任还增加了农民对制度的期望值。新农保需要农民长时期持续缴费，且多数人不能在短期内受益。如果农民对新农保持有乐观预期，农民就会持续缴费，否则，农民可能会不参保甚至退保。目前，新农保还在试点，地方政府的持续融资能力、基金的安全管理、保值增值是影响农民心理预期的重要问题。首先，在部分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支出压力大且刚性较强的情况下，农民会担心地方政府财力能否持续投入，进而无法对制度建立信心。邓大松等( 2010)指出，与中央政府筹资能力对比，部分地方政府筹资有难度，中西部地区和东部部分农业大省的财政负担比较重，这会影响到财政的可持续性支出。唐均( 2009) 也认为中西部地方政府的“贴息”政策有难度。中西部的一些贫困县已经出了对策，用一笔钱将中央、省里、市里的相关资金“套”下来，然后就按潜规则办: 上面给多少，下面发多少。其次，新农保基金实行县级管理，为确保基金筹集、运行和发放的安全，制度规定了监督机制。但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和运营，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挪用甚至贪污基金的情况难以避免。林义( 2009) 分析认为，对于自愿参与的新农保而言，基金的安全管理是关键性约束条件。基金的有效监管和安全营运，可以让更多农民参保，否则很难吸引农民长期参保。最后，新农保个人账户能否保值增值是农民参保的又一障碍。新农保对农民有很大实惠，必然有大量农民缴费，形成相当多的缴费收入，这给基金的保值增值带来了挑战。目前，新农保基金没有有效的投资策略，存在银行的做法无法避免贬值。

　　信任是对交易关系中利益相关方可能采取的对各方都有利的合作性策略的一种稳定性的期望，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民对新农保持续投资、基金安全、保值增值的理性认识关乎农民的信心，而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心是其参保决策的关键。农民是否参保取决于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信任可以增进农民对制度的期望值，农民信任水平越高，越容易相信政府会持续补贴，会保证基金安全、保值增值，越容易相信新农保对养老需求的保障能力。

　　2. 数据来源与变量的测量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于 2010 年 5 ～8 月进行。调查对象为 16 ～59 岁之间的农村居民。新农保还处于试点运行阶段，因此，我们采用了立意抽样方法选择了陕西省的神木县、耀州区和山东省青岛即墨区为调查点。调查点的选取考虑了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神木县代表陕西经济较强的地区，耀州区次之，山东青岛的即墨区则代表沿海区县。在每个区县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调查对象。在神木县发放问卷800 份，回收746 份。在耀州区，发放问卷700 份，回收672 份。在山东省青岛即墨区，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 177 份。本次调查，成功访问村民 1595 人。从性别结构看，男性占64． 4% ，女性占 33． 2% 。从年龄结构看，30 岁以下占 7． 2% ，31 ～ 40 岁占 33． 8% ，41 ～ 50 岁占51% ，51 ～ 59 岁占 8% 。由于调查期间多数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获得的样本结构不能很好的模拟总体。从样本75%的参保率来看，低于三区县平均参保率，但考虑到官方统计数据采用了宽泛的统计方法，样本参保率与实际参保率相差不大。总的来说，这样一个分散范围广的样本能满足研究的需要。

　　2．2 因变量

　　农民是否参保是本研究的因变量。通过“您今年是否已经缴纳新农保费用?”这一问题测量农民的参保行为。调查结果表明，在 1595 个样本中，缴费参保的农民有 1197 个，占样本的 75%。未缴费参保的农民有 398 个，占样本的 25%。75%的参保率高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全国总体参保率，考虑到研究样本主要来自北方农村，样本的参保率高于全国总体水平，这符合我国北方农村新农保参保率普遍高于南方农村的现状。

　　2．3 自变量

　　信任度是本研究的自变量。根据农民在村域中交往对象的多样性，应采用多指标测量农民的信任状况。参照胡荣的做法( 胡荣，2006) ，我们把信任操作化为农民之间的信任程度。具体来说，通过用被访农民对亲戚、本家族成员、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共7 个项目来测量其信任水平。每个问题都采用4 点 Likert 量表法测量，分为非常信任、比较信任、有点信任和不信任，分别赋值 4 到 1 分。为了简化信任指标，并进一步了解农民信任的内在结构，需要对 7 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抽取 2 个因子。根据因子负载，分别将这 2 个因子命名为: “村域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村域信任因子”包括农民对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反映了农民对一般关系的信任情况; “特殊信任因子”包括农民对亲戚、本家族成员的信任，反映了农民对亲属关系的信任情况。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农民的信任呈现结构性特征。村域中，农民关系建构的核心是亲戚、家族关系，围绕此核心建立起与村域中其他人的社会联系，将这种亲戚、家族关系进一步泛化、扩展和延伸到与村域其他人的交往关系之中，最终就形成了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表 1 报告了因子分析结果。2 个公因子共抽取近 70%的方差，较好的反映了全部指标的变异。

　　表 1 信任因子分析结果(表1略，详情见出处)

　　2．4 中介变量

　　信息搜寻变量。本研究目的是弄清楚信任对参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为了验证信任通过促进农民参与网络传播和政府宣传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我们构造了农民对制度的了解和农民获得信息的渠道。通过对缴费档次和缴费年限的了解情况来测量农民对制度的了解，两个问题的答案从非常清楚到完全不清楚，赋值分别为 4 到1。信息获取渠道包括政府宣传和人际网络传播。通过“您是否通过政府组织的咨询台获取信息?”“您是否参与村民大会获取信息?”“您是否参与政府组织的座谈会?”“您是否主动向村里其他人咨询信息?”“您是否告诉村里其他人信息?”5 个问题测量了信息传播渠道。5 个问题答案都为“是”与“否”，“是”为 1，“否”为 0。前 3 个问题测量了农民参与政府宣传的情况，将参与过任意一项活动的农民界定为参与过政府宣传，得分为 1，反之为 0。后 2 个问题测量了农民参与网络传播活动，将参与过任意一项活动的农民界定为参与过网络传播，得分为 1，反之为 0。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信息获取渠道（表2略，详情见出处）

　　制度期望值变量。信任增进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期望值，期望值实际上指农民相信制度兑现承诺的概率，据此，我们对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情况进行了多指标测量。测量问题分别为:“您是否相信地方政府会对新农保持续融资?”“您是否相信地方管理部门会确保养老金安全?”“您是否相信地方政府会确保基金不贬值?”“您是否信任养老金会按时按量发放?”“您是否相信待遇以后还会提高?”5 个问题的答案分为“非常相信”、“比较相信”、“不太相信”、“很不相信”，分别赋值 4 到 1 分。信度分析显示，Alpha =0． 8463，所测量指标之间相关度很高，适合用因子分析方法构造变量，记作期望值因子。

来源：人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