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安全农产品生产户视角的支付意愿分析

　　唐学玉1  张海鹏2  李世平3

　　内容提要：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经济价值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激励。本文基于江苏省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入户调查数据，运用条件价值法（CVM）分析了影响农户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支付意愿的因素，采用Tobit模型估计了农户愿意支付的金额（WTPA），在此基础上，估算了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经济价值。研究结果显示：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江苏省安全农产品生产户一次性愿意支付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金额现值为250603.92万元；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经济价值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苏北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经济价值为125930.74万元，高于苏中、苏南两地124673.18万元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经济价值之和。

　　关键词：农业面源污染  经济价值  条件价值法（CVM）  Tobit模型

　　一、引言

　　农业向人类提供食物、纤维与原材料，然而，由于农业生产过程的联合生产属性，农业生产活动不仅向人类提供有益产品，同时也产生环境污染等有害物品（Baumgrtner et al.，2001）。农业生产中过量投入的化肥和农药造成面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带来人们健康损失、农产品质量下降、农作物减产以及食品安全等问题。因此，防控农业面源污染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使之无法由市场供给，因而需要由政府来提供。而对于政府来说，是否提供某项公共物品则是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考量。若效益高于成本，政府提供该公共物品；反之，则不会提供。因此，准确度量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效益，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也是制定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政策的先导环节。可是，现有文献往往越过该环节，直接探讨不同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政策的取舍问题（例如张蔚文等，2006；韩洪云、杨增旭，2010）。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经济价值的评估相对缺乏，只有少量文献关注这一领域（例如颜夕生，1993；刘光栋等，2004；郭淑敏等，2005）。所以，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经济价值的评估，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将为后续的政府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

　　农户既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直接获益者，又是主要受益者，因此，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经济价值评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随着“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向纵深推进，中国的安全农产品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以江苏省为例，截止到2009年底，全省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面积达4472.49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62.9% 。这样，农户内部又进一步分化为安全农产品生产户与常规农产品生产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户不仅数量众多、种植规模庞大，而且其环境友好行为践行者、环境友好行为现实获益者的身份，使其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经济价值的评价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特征，这就使得基于安全农产品生产户视角的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经济价值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重要。但是，迄今还没有学者从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视角出发，系统地研究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经济价值。因此，本文旨在利用江苏省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入户调查数据，了解安全农产品生产户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经济价值的评价状况，并分析影响他们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经济价值评价的因素。

　　二、理论分析

　　（一）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经济价值评估

　　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服务很少通过市场进行交易，难以由市场定价，所以，经济学家常用非市场评价方法来评估无法由市场定价的环境服务的价值。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简称“CVM”）是评估非市场交易商品价值的基本方法。该方法是在建立假想市场的情况下，通过询问人们对某一环境效益改善或资源保护措施的支付意愿，推导出环境商品的经济价值（Mitchell and Carson，1989）。条件价值法由Ciriacy-Wantrup于1947年首次提出，随后Davis于1963年率先将其运用于污染防控的经济价值评估，此后该方法被频繁用于环境影响的污染防控的经济评价之中。

　　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CVM的基本理念，从90年代开始运用该方法进行经济价值评估。目前，CVM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态环境损害与保护经济价值的评估方面（例如刘光栋等，2004；蔡银莺等，2006；马文博等，2010）。刘光栋等（2004）应用CVM调查了华北高产农业区山东省桓台县公众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地下水所需费用的支付意愿；蔡银莺等（2006）、马文博等（2010）分别运用CVM估计了湖北省、河南省汝州市农地保护的经济价值。CVM的规范性和完善性已为前人的研究所证明（例如彭希哲、田文华，2003），因此，本文将运用该方法，调查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环境保护支付意愿，评估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经济价值。

　　（二）环境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在环境影响的经济价值评估中，经济学家往往用支付意愿来衡量环境服务的经济价值。随着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研究的深入，环境保护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显示，环境保护支付意愿主要受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环境知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刘光栋等，2004；郭淑敏等，2005；梁爽等，2005；蔡志坚、张巍巍，2007；杨宝路、邹骥，2009；Poudel and Johnsen，2009；Afroz et al.，2009，Kotchen et al.，2009）。

　　1.个体因素。在CVM调查中，被调查者的个体因素是影响其支付意愿的重要变量。被调查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身份等是反映其个体特征的主要指标。刘光栋等（2004）、郭淑敏等（2005）研究了公众对地下水污染防治的支付意愿，其研究结果显示，公众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支付意愿也越高，而年龄则对其支付意愿有负向影响。国外学者的研究也有相似的发现，例如，Vásquez and Pallab（2009）发现，墨西哥帕拉尔地区公众的安全饮用水支付意愿受其年龄负向影响，受其受教育程度正向影响；Poudel and Johnsen（2009）在研究尼泊尔卡斯基地区农民对农作物基因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时，也发现受教育水平对其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此外，个体的社会身份也会对其支付意愿产生重要影响。Kotchen et al.（2009）发现，美国居民的民主党党员身份对其废弃物管理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效应；参与环保组织也会增强公众的环境保护支付金额（Bernath and Roschewitz，2008）。

　　2.家庭因素。家庭成员收入是影响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因素。家庭成员收入是家庭支付能力的重要表征，它对环境保护支付愿意的显著影响，已经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梁爽等（2005），蔡志坚、张巍巍（2007），杨宝路、邹骥（2009）发现，家庭成员收入对公众的地表水质改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的正效应；Bernath and Roschewitz（2008）在评估都市森林的游憩价值时发现，家庭成员收入越高，游客对森林旅游产品的支付意愿越高；马文博等（2010）在研究耕地保护的经济价值时发现，家庭成员收入是影响河南省汝州市公众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支付意愿的重要变量。

　　3.环境知识。环境知识是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基础，它反映了公众对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问题的认知程度和认知水平。通常，公众拥有的环境知识越丰富，对环境问题的认知能力越强，其环境保护支付的努力程度就越高。Cho et al.（2005）分析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农户的土地保护支付意愿时发现，环境知识对其支付金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知识越丰富，农户的土地保护支付金额就越高；Afroz et al.（2009）调查了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公众对废弃物管理系统改进的支付意愿，发现公众对废弃物污染的认识能力越强，其支付意愿越高；Kotchen et al.（2009）在美国的一个类似研究中，也得出了与上述研究一致的结论。

　　4.心理因素。传统的CVM模型，主要考察经济因素对公众环境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使得其解释能力不足（Bernath and Roschewitz，2008）。为了克服这个问题，Ajzen and Driver（1992）在传统的CVM研究中引入计划行为理论，充分考虑了态度等行为变量对主体环境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从而提高了该模型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行为倾向是预测人类行为的中介变量，而人的行为倾向则受到其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s behavior）、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与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三类心理因素的影响。Fielding et al.（2005）运用计划行为理论解释了澳大利亚农户的水环境保护行为倾向，发现他们强烈的保护倾向受到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因素的影响；Meyerhoff and Liebe（2006）研究德国公众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支付意愿时，也验证了计划行为理论在解释与预测支付愿意、支付金额方面的适用性；Bernath and Roschewitz （2008）运用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了瑞士苏黎世城市森林的游憩价值，发现计划行为理论能够显著改进CVM的解释与预测能力。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构建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本文意在利用微观调查数据，不仅分析个体因素、农户家庭因素、环境知识对安全农产品生产户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支付意愿的影响，而且要考察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类心理变量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估安全农产品生产户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总支付意愿。

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