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艳：农民工还能返回农业吗？-三农采风|中国农民网_涵盖全国所有乡镇及行政村的农民门户网站—全国三农信息一体化应用平台--中农兴业工程指定网站•中国农业百强网站

　　——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的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粮食作物的劳动总投入和单位面积劳动投入都迅速下降，农业机械投入大幅度增加，资本—劳动投入比迅速提高，而2004年以来农业劳动力成本显著提高。本文选取粳稻作为粮食作物的代表，估计了粳稻的生产函数，并计算了粳稻的劳动产出弹性和边际劳动生产率。结果显示：与1980～2004年相比，2005～2009年，粳稻的劳动产出弹性和边际劳动生产率有大幅度提高。这些发现表明，农业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节约劳动的生产方式。对于已经迁移到城镇的农民工而言，当他们在城镇的就业受到冲击时，他们很难再返回到农业中来。

　　关键词：农民工；劳动投入；资本投入；边际劳动生产率

　　一、前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7000万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于2009年春节前提前返乡，其中有1200万农民工是由于与金融危机有关的因素返乡。但令人意外的是，春节过后不久，即有5600万农民工返回城市就业或寻找就业机会（盛来运，2010）。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截至2009年8月，95%的春节前提前返乡农民工已经返回城市就业①。不仅如此，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2009年，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且居住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比2008年增加490万，达到1.45亿人（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

　　遭遇到金融危机冲击而不得不在春节期间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在家乡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迅速返回城市就业。这种现象显示，农民工迁移成为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的单向流动模式，这与过去所观察到的农民工迁移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农业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每当城市就业机会减少时，大批农民工首先被从城市中排斥出去，被迫回到农村和农业中；而当城市的就业形势好转时，一些农民工又返回城市就业（蔡昉等，2003）。农民工的这种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是中国劳动力迁移所表现出的与其他国家劳动力迁移的最大不同点。

　　如果把中国的劳动力迁移看作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必经过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以及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劳动力迁移一样，这个迁移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从迁出地迁移出去，第二个阶段是这些迁移者在迁入地居住下来。除了国际非法的劳动力流动外，大多数迁移都意味着同时完成这两个阶段。

　　然而，由于中国存在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及其在城市永久工作和居住下来的制度，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很难在城市的正规部门就业和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农民工面临的实际，恰恰是他们迁移出去后并不预期能够在迁入地长期居住下去。多数实现了向城市或发达地区迁移的农民工，都表示不打算在迁入地长期定居（Wang and Zuo，1999；Roberts，2000）。而对于那部分声称愿意定居的农民工来说，意愿是一回事，而能否实现意愿则是另外一回事。

　　农民工的回流规模和比例，因每个地区农民工大规模外出开始的时间和目的地类型等多种因素的差异而不同（蔡昉，2000；白南生、何宇鹏，2002；Murphy，1999）。虽然农民工的回流与外出相比，总体规模仍然有限，但是，外出后回流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农民工的回流受一系列个人因素影响（Zhao，2002；Hare，1999；Wang and Fan，2005）。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农民工先是返乡然后又迅速返城的现象，揭示了农民工迁移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模式，成为单向的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的模式。农民工的迁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和实质性的变化。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哪些因素造成了中国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变化？

　　本文认为，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是农民工迁移模式变化较为重要的原因。试想以下这样一个逻辑：如果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越来越少，资本投入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农业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节约劳动的生产方式，显然，农业中不可能再吸纳大量的农民工返回到农业中来。这样，就很容易理解金融危机发生后，农民工返乡后又迅速返城的现象了。

　　本文将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①调查数据，考察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成本、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探讨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及其与农民工目前这种单向的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流动模式的关系。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讨论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成本的变化；第三部分分析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第四部分考察农业生产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第五部分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

　　二、农业劳动力成本的变化

　　在考察农业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前，首先简要介绍本文分析使用的主要数据。本文分析的重点，是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成本、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以及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能够满足这一研究要求的是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始于1953年，目前已形成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12个地（市）、1553个调查县、60000多农调户的规模庞大的农产品成本调查网络。全国统一调查的品种包括68种主要农产品，调查主要内容是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各项物耗和资金支出、费用支出，以及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本文主要使用该项数据进行分析。

　　按照农业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Hayami and Ruttan，1980），在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条件下，农户主要根据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相对价格信号做出生产经营决策。从经济理性出发，农民的技术选择、生产结构安排，以及投入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决定，都会根据不断变化的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及其稀缺程度进行调整。因此，在考察农业劳动和资本投入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农业劳动力成本的状况。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迁移到城市就业，留在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因此，农业生产逐渐开始使用雇工。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中，能够了解到1998年以来农业若干部门的雇工工价。雇工工价是指平均每个雇工从事一个标准劳动日（8小时）劳动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包括工资和合理的饮食费、招待费等）。雇工工价可以作为衡量农业劳动力成本的指标，用以观察农业劳动力成本的变化。

　　此处选取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规模生猪、大中城市蔬菜和棉花作为农产品的代表。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从而得到实际的雇工工价，本文利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雇工工价进行了调整，得到了按1998年价格衡量的雇工工价（图1）。从图1看到，不论是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还是规模生猪、蔬菜和棉花，在2004年之前，雇工工价处于波动状态；在此之后，雇工工价呈现稳步和迅速提高的趋势。2004年是雇工工价进入迅速上升态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农业生产中除了使用雇工外，家庭劳动用工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中，有家庭劳动日工价这样一个指标。家庭劳动用工是指生产者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与他人相互换工的劳动以及他人单方无偿提供的劳动用工。家庭劳动日工价是指每个劳动力从事一个标准劳动日农业生产劳动的理论报酬，用于核算家庭劳动用工的机会成本。

　　尽管家庭劳动日工价只是农业生产劳动理论意义上的报酬，但它仍然可以用于反映农业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同样，利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家庭劳动日工价调整为按1998年价格衡量的劳动日工价。家庭劳动日工价呈现的变化趋势与雇工工价十分类似。1998年，家庭劳动日工价为9.6元/天，到2003年增长到11.2元/天，家庭劳动日工价提高较慢。2004年以后，家庭劳动日工价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从2004年的13元/天，迅速提高到2009年的20.3元/天。

　　三、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变化

　　农业雇工工价和家庭劳动日工价的变化趋势，表明中国农业劳动力成本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在稳步地迅速增长。按照农业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Hayami and Ruttan，1980），农户主要根据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相对价格信号做出生产经营决策。假定资本和劳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如果根据以上理论来做推论，在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会按照节约劳动的方式进行。

　　稻谷、玉米和小麦是中国的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其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的绝大部分，在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中也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以2009年为例，这三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78%，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54%。此处主要分析这三种作物生产中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变化。

　　（一）劳动投入

　　农作物的用工数量可以作为反映其劳动投入的指标。每种作物的单位面积用工数量乘以播种面积，可以得到农作物的用工总量。图2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稻谷、玉米和小麦的用工总量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种作物的用工总量还有较大差距，三种农作物用工总量的下降速度不同，而到2009年，三种农作物的用工总量已十分接近。在三种农作物中，稻谷的用工总量最多。

　　粮食作物用工总量与两个因素相关，一个是播种面积，一个是单位面积用工数量。考察用工总量下降的成因，需要分别看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用工数量的变化。从图3看，稻谷和小麦播种面积从21世纪初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约在2003年和2004年前后到达最低点，之后，稻谷和小麦播种面积又都呈现不断提高趋势。与之相反，玉米播种面积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2007年，玉米播种面积超过稻谷，成为三大作物中播种面积最大的作物。

　　过去几年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增加，可能与农业比较收益提高有关。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今年起，要逐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2006年1月1日，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农业税的逐步降低和取消以及其他各种对粮食生产的直接补贴，提高了农业的比较收益，这可能是近几年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的原因之一。

　　既然近年来粮食作物用工总量在下降，而播种面积在增加，毫无疑问，单位面积用工数量应该在减少，事实确实如此（见图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作物的单位面积用工数量处于较高的水平，而且保持稳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三种作物的每亩用工数量都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自2004年左右开始，三种作物的单位面积用工数量更加迅速地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