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民不再有家族繁衍的动力 

　　笔者成长于客家农村。客家人聚族而居，那些气势磅礴的土楼就是证明。实际上，一直以来，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的，中国人的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由此，家族担负了基层社会团结的政治、经济、宗教等诸多功能。 

　　很长时间以来，宗族被认为是封建势力残余的表现，因此，需对之进行改造。很多人也相信，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宗族必然会消亡。但是，自1980年代始，随着农村中“续谱”、“修祠堂”等活动的陆续开展，人们发现，宗族不但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反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宗族复兴”似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的事实。 

　　然而，宗族的内涵是多层面的。族谱、祠堂等宗族物质形态的存在，以及宗族仪式的重现，并不必然意味着传统的复兴。如果仔细审视宗族的价值内涵，则会发现，作为社会组织的宗族的运作方式，与传统宗族已截然不同；作为中国人精神寄托的宗族，也已慢慢衰弱。简言之，宗族已经不是“长老统治”的工具，老年人在社会生活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宗族观念也慢慢弱化，传宗接代的动力不再强大。 

　　与此同时，3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使得“生儿生女都一样”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至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开始被年轻一代斥之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如此，“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宗族理想被现代化的浪潮冲击的支离破碎。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经很难再寄托在家族繁衍中，他们不再关注大家庭的荣辱得失，转而更加注重小家庭这个私人生活领域。 

　　二、中国农民越来越注重个人自主性 

　　然而，没有了家族繁衍动力的中国农民，其私人生活也在发生巨变。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在私人生活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其最主要的变革便是夫妻关系的性质发生了质变。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家庭是一个“合作社”模式，夫妻关系是从属于家庭生活的，夫妻之间的私人生活实际上是生育制度的一部分，是满足人口再生产和家族繁衍的需要而存在的。在传统中国农村，相对男子而言，无论是在社区权力结构中还是在家庭内部关系上，妇女都处于弱势，换言之，妇女往往是村落社会急剧变迁和家庭内部矛盾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传统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老年人自杀是不可思议的，而妇女自杀却极为常见。随着村落社会结构的松动，夫妻关系中的感情的维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人们处理夫妻关系的方式也突破了以往的家庭合作社模式的束缚。2000年以后，全国农村的妇女自杀率在大幅下降，但离婚率却在急剧上升，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越来越容易表达，人们很容易看到夫妻亲密举止的出现，农村里年轻恋人的婚前性行为也已正常化。 

　　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村中的代际关系出现了严重失衡。费孝通讲传统中国的代际伦理是一种父代抚育子代，子代再反哺父代的反馈模式，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农村，年老的一代仍在继续为着儿女奉献一切，年轻的一代却在贪图个体性的享受，丝毫不考虑老年人的感受。不仅空巢老人成为全国农村的普遍现象，而且只要不饿死的底线养老正日益成为大家接受的共识，更有甚者，在一些农村地区，老年人自杀几乎成为“正常”的社会现象。 

　　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及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的兴起，对农村社会的改造是革命性的。私人生活领域的革命，使得个人自主性急剧增长，尤其是妇女地位的大幅提高。并且，伴随着彩礼等婚姻成本的急剧升高，妇女在婚姻生活中掌握了更大的发言权。但是，这一变革在很多地区也带来了代际关系的破裂，很多老年人为了保全子代的婚姻，不得不忍辱负重，甚至说，受点冤屈已成了老人应尽的本分。 

　　三、村庄公共生活在发生异化 

　　私人生活的变革往往伴随着公共生活的变迁。 

　　当前中国农村的公共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村落社会的公共空间急剧增加，人们之间交往的频度和密度都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急剧增加的公共生活，不仅没有带来社区生活的有序以及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增加，反而带了更多的生活无意义感。 

　　如果总结30年来农村改革对农民生活的影响，首要的便是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逐步改进，轻简便农业得以成为现实，由此为农民创造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与此同时，从业收入的提高，以及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使得农民的腰包日益饱满。由此，农民也开始享受有钱与有闲这二者相结合的闲暇生活。但是，当前的闲暇生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与传统观相去甚远。 

　　在传统社会，农民的闲暇生活甚少，但无论是日常的闲聊还是节庆期间的活动都具有较强的集体性、公共性。前者通过有效地传达信息，来产生强烈的舆论规制作用，并以此来维持村庄秩序，比如，人们可以在闲聊中对那些不道德的现象加以指摘，对当事人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后者通过村民的共同参与，来增强集体性的情感，并借此来维系村庄共同体的认同，比如，经常性的村民会议，以及频繁的家族聚会，保证了村民的集体认同感。 

　　当下，由于人们的私密性不断增加，农民的闲暇生活日益转向公共领域，比如，东北农民以前喜欢在自家炕上唠嗑，但这种景象已越来越不可能，转而在“客厅”或“茶馆”消闲。但是，发生在公共空间的闲暇却很难再具有公共性。以前具有道德规制作用的闲话正日趋式微，闲谈的内容也从村庄社会的家长里短变成了遥不可及的电视节目，由此，当大量的不道德现象出现在村庄社会中时，大家选择了集体沉默。与之相应的是，传统的节庆期间的集体活动也已不复存在，红白喜事的庆典也正日益遭受市场化的侵袭，并且逐渐朝向低俗化的方向发展，丧事上跳脱衣舞并不少见。并且，农民大量的闲暇时间已被各种各样带有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所充斥，赌博彩头的大小甚至已经成为了村庄中面子竞争的一种标示，并由此标明了村庄中的阶层分化。 

　　当中国农民大量地存在闲暇的时候，他们离脚下的土地越来越远，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乡土本色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一个农业国家而言，脱离土地的束缚可能还是一个相当漫长的事情，但是，对于大部分中国农民而言，他们实际上在慢慢脱离土地的束缚。当一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和土地打交道，当生存的压力慢慢让位于生活的烦恼，当体力劳动越来越让位于脑力劳动时，农民的衣食住行也在全方位地发生改变。中国农民正在走向一个与土地束缚下的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新的生活图景。 

　　四、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松动 

　　流动之于当代中国农村，影响几乎同样是颠覆性的，简言之，它改变了村落社会的性质。 

　　人口流动之于村落社会，最大的影响肯定不在于说它改变了传统乡土中国的土地束缚状况，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家庭生计模式，而在于说它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家庭的结构，并导致了家庭内部关系的互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并且，城乡生活的两种理想和价值体系存在于同一个家庭内部。如何在一个家庭内部处理两个生产体系，两个生活单位，甚至两个会计单位的关系，与此相关的，如何处理两种生活方式，两种生活理想之间的张力，是一个相当复杂却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农民以其独特的智慧在处理这种难题。 

　　毋庸置疑的是，在相当多的农村地区，人口流动意味着村落社会的衰败。一旦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发生，尤其是村庄精英大规模地流出村落，农村只有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从表面上看，人们的生产生活的主导单位都不会是在村落社会内部，因此，家庭生活的理想和预期也难以建立在村落社会的发展上。 

　　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家庭内部的城乡二元结构，往往表现为代际分工，留守老人在农村从事“老人农业”，留守儿童在农村实现家庭再生产的目标，他们基本上维持了家庭自给自足的生存功能。而年轻人在城市打工则为家庭发展储蓄资金，这一部分发展资金的走向决定着村落社会的命运。一部分有能力的年轻人在城市扎根，但更多的人到中年的打工者回到了农村，这部分打工收入可能转化为高耸的楼房，也可能转化为返乡创业的基金。 

　　以高耸的楼房为代表的返乡基金，看似是城市生活和价值观念的体现，因为它强调卫生、洋气、脱离“土气”，但却真真切切地融入了乡村生活。因此，乡土社会或许会因此获得重生，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可怕，它巧妙地通过家庭内部分工和农民的自由流动，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一体化。 

　　五、中国农村正在出现伦理危机 

　　当代中国农村所表现出来的伦理危机，应该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近年来出现的孝道的衰落，丧事上跳脱衣舞，农村离婚率的大幅上升，婚外性关系的泛滥等，无不表明这一点。但是，说到底，伦理危机仅仅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私人生活变革的极端表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是什么。某种程度上，这是农民价值观发生变化的表现。 

　　一如上文所言，在强大的现代性面前，农民也无法维系其安身立命的价值，当祖荫下这个千百年来维系着中国农民的精神寄托的信仰体系顿然崩塌时，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世界不发生剧烈的震荡。 

　　如果说宗族的神圣世界可以被强大的现代性冲击地体无完肤的话，那么，地方信仰则具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地方信仰的发达，无论如何都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安宁的栖息之地。 

　　问题是，中国农村的地方信仰体系，从来就如祖荫下一样，集世俗与神圣于一体，它其实无法提供非常强大的信仰体系支撑人们的精神寄托。换言之，一旦碰到强大的信仰系统的冲击，并且，这种信仰体系带着更为世俗的目的气势汹汹地涌入进来，那么，就很难保证地方信仰能够继续恩泽于民。地下教会在广大中国农村的肆虐，表明中国的地方神灵已经慢慢退出村落社会的信仰世界当中，而让位于一神世界。 

　　当中国农民固有的本体性价值慢慢消失之时，带来的必是信仰世界的真空，而世俗化的信仰特征，使得生活世界的种种变异现象伴随而来。让地方信仰体系填充这个信仰真空，神光普照下的村落社会便有可能继续焕发生机。中国的村落社会从来就是众神狂欢之地，一旦为一个神灵所主宰，很难预测这个神灵将为村民带来的是福还是祸。 

　　六、农业兼业性质的变化让农民更具投机性 

　　无论是在传统还是在当代，都需要有生产的剩余来维持村落社会生活的生机，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村落生活中的人情与鬼神及相互之间的交流。 

　　改革开放以后，兼业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家庭生产收入结构上看，经济作物的收入及副业收入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生产在相当多的农村地区陷入了“副业”的地位。而与此相应的是，国家政策一再鼓励大规模的农业兼业，并把农业兼业置于农民发家致富的关键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兼业实际上从生存之必须演变成为致富的手段，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 

　　当然，兼业性质的改变的前提在于农业技术的革新，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因为农业生产本身能够提供足够的剩余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并且，与此同时，它提供了人们足够的剩余时间从事兼业行为，因而，兼业已非生存之必须，而是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种选择性行为。 

　　一旦兼业变成为可选择性的，且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中国农民的行为与传统兼业时代有决然不同的表现。这尤其表现在剩余产品（货币或实物）的处理方式上。在一个生活相对不稳定，且产出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剩余产品的大部分用于积蓄；而一旦生活相对稳定，且产出很容易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发生剧烈的变动，剩余产品的大部分就很可能取决于市场的行情，随时准备着投入扩大再生产。 

　　这本身或许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道理，但是，这种逻辑的变化对于中国农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言，却起了基础性的作用。众多的中国农民已经不再为着生存而脸朝黄土背朝天，而是盘算着如何更好利用手中的剩余获取更多的利润；风险愈大的兼业可能意味着利润愈多，于是，众多的农民越来越被训练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一旦破产和暴富变得习以为常，很难想象曾经的宁静乡村还会继续以往的安宁。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很多农民不屑于那些又脏又重的体力活，为何越来越多的农民热衷于一夜暴富，梦想在牌桌上谋取暴利。 

　　当然，更大的变化可能还来自于当众多的农民工变成为流水线上的一环时，它甚至改变了传统农业和兼业的所有属性，农民的劳动力被最大程度地利用起来，从而产生了最高的效率。不过，与传统的农业和兼业根本不同的是，高效率的生产同时带来的是村落社会闲暇时间的减少，村落社会的时空发生了变化。 

　　根本的变化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正在慢慢发生改变，一部分农民进入工业化大生产，一部分农民则进入了风险极高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领域，两者都在改变传统农村稳定的家庭生计模式，农民变得更具有进取心，也更具有投机性。 

　　七、消费社会的来临让中国农民无所适从 

　　对于传统的中国农民而言，消费只在生存经济上具有意义，绝大部分消费都是为着满足生活之必须而进行的。不过，即便如此，中国农民的消费从来就不是为着单纯地填饱肚子，它还蕴含着更加丰富的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婚丧嫁娶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当下中国农民的生产剩余要比传统中国农民的生产剩余多得多，但是，中国农民的确很难再找到前辈们的生活理想。人们不再为着家业兴旺及传宗接代的理想而节衣缩食，甚至说，人们首先是为着满足现世的消费才考虑将来的问题。从消费观念上看，老人们批评“败家子”的种种行为在现在都成为正当的追求，大部分中国农民正在享受着绚烂的物质生活，但对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而言，今天仅仅只是今天的今天，而不是明天的今天，人们在享受当下，却不知当下为何。 

　　消费品的选择不仅表明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还表明了人们对生活意义的不同理解。当大量的中国农民越来越愿意用毕生的精力在城镇而非农村做一栋房子，越来越在乎外在的穿着打扮而不再把朴素当作本色，越来越把奢侈品当作生活的必需而非浪费时，人们实际上在践行与传统乡土社会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乡土的褪色可能不仅仅在于人们越来越脱离土地的束缚，还在于人们越来越远离与土地束缚相关的一整套的生活理想。 

　　当政府和资本雄心勃勃地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之时，当代中国农民却在进行一场消费观念的革命。这场革命紧随着乡土社会变迁的步伐，彰显出一个全新的农民形象。 

　　八、应该重新认识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 

　　一个基本命题是：乡土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多大程度上的变化？ 

　　我以为，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命题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一是“土地束缚下的中国”，二是家及扩大的家庭，三是熟人社会。 

　　“土地束缚下的中国”说的是中国人是以农为生的，重农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而由此所延展开来的是，土地对于农民的生活而言，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由于乡下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因而，总是带有一点“土气”。“土气”的孕育，显然不单单是依靠占有土地就可以获得的，换言之，不单单是在土地作为财富的象征上具有意义，更重要的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黏着在土地之上的。中国人离不开乡土，其实也即意味着离不开故土，生老病死都在同一块土地上不断循环，就不能不对这块土地产生依恋。由此看来，土地还象征着生活的意义。然而，很显然，当代中国农民越来越远离土地，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远离故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显然正在脱离土地的束缚。一旦脱离土地的束缚，土地的象征意义可能就会大打折扣，这深刻地表现在土地已经不承载农民的生活理想了。“脸朝黄土背朝天”对于当代中国农民而言，似乎是生活无望的最贴切的描述了。 

　　家及扩大的家庭构成为乡土社会的另一个命题，它表达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人的家庭从来就不是一个界线分明，具有完全实体意义的家庭，而在更大程度上，它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的结构和理想。当人们总是束缚于土地之上，并由此产生对故土的依恋之时，随着宗族的繁衍，家庭就会演变成家族，由此，村落社会的结构就不单单是由千百个小家庭构成的，还是由若干个家族构成的。在小家庭和家族之间，也就形成了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差序格局，内部长幼有序。到如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中国农村核心家庭化的趋势以及家族在众多地区的衰弱，而伴随着私人生活的变革，家庭内部的关系进一步明晰，家庭之间的界线也变得越来越确定。尤为重要的是，家及扩大的家庭所承载的大家庭的理想已经不复存在，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乡土生活意义，并且，很大程度上，反过来影响了故土观念的维系，由此，村落社会的结构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熟人社会所彰显的是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逻辑，也就是说，它所维系的是村落社会的规范及秩序。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面所描述的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等无不说明了熟人社会逻辑的展现。熟人社会的秩序是地方性的规范，它通过村落社会成员之间的长远预期来达致关系的均衡。而一旦熟人社会变成为半熟人社会，村落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很难再让熟人社会的一整套规范和秩序贯彻下去。 

　　当支撑乡土社会的三个基础性条件都发生变革时，没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农村还是理想的“乡土中国”。那么，重新认识乡土中国也就成为一个必然。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