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让全国人民熟知了大寨这个地方，大寨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书写了大寨的发展史，成就了陈永贵这个最传奇的中国农民，“但大寨的成就少不了一批批的下乡干部。”大寨书记郭凤莲说。
　　大寨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展和变迁的典型缩影，它的发展历程也是对50-90年代下乡干部坚持群众路线的最好见证。
　　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党员、干部中铺展开来，一直以来作为践行群众路线、改进作风的传统，干部下乡是干部教育的最好课堂。
　　近日，大寨村书记郭凤莲与记者谈起了她记忆中大寨下乡干部的群众路线故事，讲述了她那个年代干部下乡留下的足迹。
　　抹不去印记的“过客”
　　50年代初，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大寨村“七沟八梁一面坡”，山穷水恶、交通不便，是太行山里众多贫困村中的一个。在这种环境中，大寨人迎来了第一批下乡干部。县委、文化局和妇委会组成的小组来到大寨，老人们依然记得妇女主任张秋籽、李燕珍带着村民扭秧歌、识字。
　　之后，县委办公室主任白万来和张千喜住进了大寨。大寨的贫困和大寨人的朴素吸引着白万来，他将大寨作为下乡的根据地，10多年每年坚持来住一段时间。
　　50年代末期，县干部李茂中、巩桂英加入了下乡队伍。为防止下乡活动流于形式，郭凤莲深深记得：“县长、县委书记骑着马来检查干部下乡的情况。”
　　十年磨一剑.随着大寨人的奋斗，村民生活改善，大寨也有了名气。
　　1963年，全国妇联书记罗琼和@迪住进了大寨，大寨人的老人们还记得她们与村民一起话家常、纳鞋底。
　　同一年，大寨遭受了毁灭性的的洪涝灾害。适逢下乡的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带来了国家的物资，大寨人欣喜地看着救命的稻草，却婉然拒绝，做出了一个坚强的决定：“三不要三不少”。也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县委领导李锦英、孔庆中等一批批领导来到大寨，与大寨人同心协力共建家园。
　　1964年，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下乡驻村。白天修土地、晚上盖房子，见了百姓就问好，一言一行让村民们一致夸奖“廖部长非常喜人”。20多天的下乡生活后，廖部长向周总理作了关于大寨情况的汇报，至此“政治挂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美名远扬。
　　文革期间，到大寨的下乡干部仍旧不间断。90年代，昔阳县农工部部长刘成籽成了大寨的老熟人，许多新兴的项目离不开他的跑前忙后。
　　“从50年代到90年代，到这里的干部一直没有断过。”郭凤莲说。他们匆匆走过，却不是“过客”。每每送别他们，大寨人总会念叨：“走了还来不来了？”
　　从田头、窝头走进屋头、心头
　　“旱烟袋锅对锅，干部群众一块坐，一圪毛巾伙着用，头上汗水一样多，党的教导记心窝，不搞特殊不褪色，永做人民勤务员，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这是大寨人自己编的歌谣，也是对下乡干部生活、劳动的写实。
　　郭凤莲说，在她儿时的记忆中，下乡干部经常是，她还没起床，就起身到了地里干活，她睡下时，干部们还在点着油灯议论着什么。她曾问姥姥：“这些人在做什么，怎么都不睡觉？”姥姥说：“他们在做共产党人要做的事。”那时幼小的她还懵懵懂懂。
　　“胶底鞋、旧布鞋，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回忆起那时劳动的场景，下乡干部给村民清一色的印象。白天，下乡干部与村民一同劳动，挑担子、抬石头，晚上开会，与村民坐在炕头抽旱烟、聊家常。女干部们与村民一起纳鞋底、缝衣服，烧水做饭、下地干活，一样也不落下。
　　“我们吃什么，干部吃什么，不搞特殊赢得了大寨人对他们的好评。窝窝头、糠面糊糊，干部不仅不挑剔，吃完饭还给派饭的农户粮票。”郭凤莲回忆说，小时候的她总是盼望着干部到她们家吃饭，因为到时会给她一毛三分钱的粮票。
　　“深入农村，没有距离，尊重百姓，不分干群。”成为大寨人对下乡干部们的整体记忆。1964年是大寨重建时期，农业部长廖鲁言来到大寨，带着村民白天地里劳动种庄稼，晚上推平车、搬石头、盖房子，有时一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老乡，今天吃啥饭啊？”、“老乡，等咱富了，想干点啥？”……经常可以看到廖部长与村民席地而坐聊天，没有了距离，村民都亲切的喊他老廖，与他聊着各自的心里话，郭凤莲回忆说。
　　没有了干部身份却让干部有了一种新身份：亲人。郭凤莲回忆说，90多岁的@迪依然能叫出大寨人的名字，回忆起大寨下乡的日子总是念叨着“忘不了跟大寨的亲情”。有时，她去北京开会，顺便去看望@迪，老人总会与她聊起当年的情景，挽留着要请她吃火锅。
　　扎扎实实的作风赢得了百姓的口碑，也换来了大寨人的真心。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著名作家孙谦，下乡期间与大寨人结下了深深的友情，他所写的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让大寨人以鲜活的形像传遍全国。文革期间孙谦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不忍他遭难，陈永贵将他带回到大寨保护起来。为报答大寨人的恩情，孙谦选择逝世后将骨灰洒在大寨山上，用他的话说：“要陪着大寨人。”
　　“沉下心，扎下根，入乡随俗做个农民，才能脚底不抹油，与农民打成一片，也才能知道农村需要什么，农民需要什么。”郭凤莲说。
　　投之以“心”，报之以恩
　　60年代，山西农科院果树专家祁寿椿到大寨下乡。看着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果树，他带着人剪伐多余的树枝以免影响落果，却遭到了陈永贵的反对。“这是科学……” 祁寿椿解释。陈永贵不信，执拗地地向廖部长“告状”：“老祁狠心地把果树枝枝砍掉了。”
　　第二年，看到剪过枝叶的果树结果明显高，陈永贵登门认输，请老祁教大家种果树，这次也让他认识到了科学。而下乡的生活实践帮助祁寿椿研究出了土窑洞储存苹果的方法，最终获得了平川地区如何储存苹果的科学专利。
　　郭凤莲说，陈永贵没有多少文化，认识的字也不多，他许多的决策、判断、提出的口号都是从下乡干部那里学到的。
　　河沟造良田，山坡造梯田，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高产海绵田，大寨人与下乡干部一同研究出大寨恢复治理的方法。连续的植树造林、整修良田、铺设地下水管道，实现了大寨农业的机械化和水利化，实现了当时提出的“三不要三不少”口号。当时的地膜、喷灌技术在全国都是领先的。
　　90年代，单一的农业生产已不能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郭凤莲成立了大寨经济开发公司，发展工业、商贸业，但引资金、引项目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时任昔阳县农工部部长刘成籽配合着她拉项目、跑资金，10多年如一日，把科技、项目、企业送到了大寨人手里。大寨先后有了自己的毛衣厂、水泥厂、煤厂，做起了虎头山旅游。
　　“干部下乡带着点子、办法，帮助农村解决实际问题，百姓需要这样的贴心人。”郭凤莲说。
　　干部下乡不仅是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更是深入基层，洞悉老百姓想什么、需要什么。
　　近半个世纪，一批批的下乡干部不间断地踏上大寨的土地，留下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言与行感动着大寨人，也让大寨人“学到了他们的认真、务实、亲和，学到了深入群众、扎扎实实调查研究的作风。”郭凤莲说。
　　“大寨路是他们领着大寨人一起干出来的。”一句话深深地道出了下乡干部和大寨人的情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大寨里的干部下乡故事是对群众路线的延续，也是对这一传统的现代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