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资源真正公平分配、公民完全自由流动的那一天，回乡还是进城，将只是一个纯粹的个人选择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门被轻轻推开，一个娇小的身影走出来，瘦弱的身躯包裹在紧身的红色羽绒服内，手里端着半桶水，脚步略显踉跄。

　　足疗技师廖倩倩今天服务了5位客人，之前5个小时一直在连续工作，她需要休息一下，吃个晚饭。晚饭后，才是她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从四川内江来到北京两年，这位24岁的打工妹早已适应了这种单调而劳累的工作。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她性格活泼，不愿意待在“什么都没有，只有山”的农村老家。来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当收银员，月薪1600元，为了多挣点，她转而学习足疗，收入如愿翻了一番。

　　“想过留在城市吗？”记者问道。闷头洗毛巾的廖倩倩抬起头，眼神中透着些许落寞，“怎么可能？在我们老家县城买栋房子至少都要20万，在北京就想都不敢想了。”她说，“其实我没想那么远，先这么着吧，过几年再说。”

　　廖倩倩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员。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里的年轻人纷纷涌入城市，建房子、配零件、端盘子，等等，多为城里人不愿干的活。

　　和父辈们相比，他们是幸运的，拥有更多的机会，能挣到更多的钱，享受更自在的生活。当然，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上一代的奉献：后者倾其所有甚至举债为他们在老家修好了自己的房子，为他们操办婚事，承担抚养第三代的责任。在如今，这一切看上去理所当然。

　　于是，年轻人可以放心地来到城市打拼，体验外面世界的精彩。“天安门、故宫、长城”廖倩倩掰着手指得意地数着自己曾经去过的显赫之地。回忆第一次去北京动物园时的情景，她依然显得兴奋，“里面竟然有那么多动物”，其中很多她都没见过，甚至叫不出名字，“我们市里动物园就几种”，唯一的问题就是，“门票有点贵”。事实上，北京动物园的门票旺季15元，淡季10元，街头一碗普通牛肉面的价格。

　　感到新奇的同时，他们也有烦恼和困惑。在城市同龄人面前，他们时常沉默，显得自卑。他们买不起名牌服装，吃不起西餐，舍不得和恋人去电影院看一场大片；他们大都读书不多，更缺乏调剂日常生活的文艺才能；除了一起闯世界的老乡，他们在城市里无依无靠，凡事都要靠自己。

　　现实很快教会了他们了解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明白哪些东西可以冀求，哪些东西只是奢望。廖倩倩经常去的地方是旧货市场，附近有个豪华的商业广场，她也偶尔去逛逛，不过，只逛不买。

　　让这些年轻人感到失落的是，当前的户籍制度很难让他们在内心向往的城市落户、安家。越是发达、越是大型的城市，对落户的要求越严格。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达1900多万，提前突破了规划中的2020年1800万的目标，所以，“控制人口规模”成了首都人口政策中需要考量的一个因素。北京市多次放话，要积极探索建立优秀农民工在京落户制度。

　　在南方，农民工数量最多的广东，农民工落户城镇需要积满60个积分。按规定计算，一个高中学历农民工，具有中级工职称，缴纳两年的五个险种的社保，就已基本具备了落户资格，落户指标重点倾向中小城市和县城、中心镇。

　　户籍制度的意义，关键是附之于上的一系列福利待遇。户籍不同，往往就意味着社保、教育等一系公共服务的差异。

　　因此，这些打工者往往对其所在的城市缺乏稳固的依托感和归宿感。如果打工成不了一种长期行为，在人流涌动的城市，他们会像是一叶叶扁舟在苍茫的大海上漂泊，在不同的工作单位、不同的城市间流动。

　　2012年2月8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了《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后者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务工在线职业介绍服务平台。报告指出，与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相比，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分别由4.6年减至1.7年、4.0年减至1.5年、4.2年减至1.5年。

　　全国总工会公布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也曾发出警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整体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社保参加率低等一系列问题。

　　即便如此，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对回家缺乏足够的热情。“回家没活干啊，我们一家就一亩半耕地，只够自己吃的。”廖倩倩说，她家不仅自己出来闯世界，哥哥、弟弟也都先后离开家乡。

　　他们像候鸟一样，春节回家与亲人短暂相聚，节后再次奔赴遥远的异乡城市。久而久之，廖倩倩已不觉得伤感，“已经习惯了”。回老家，他们是城里人；进了城，他们又是农民工。

　　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说：“我们应该感谢农民工，他们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如何破除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藩篱，实现城乡自由流动，已成为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国家课题。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模式、现代化的目标，还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就在今春全国两会之前的2月底，国办对外公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这份通知实际是一年前内部印发的。时隔一年与公众见面，无疑表明了要加强落实的态度。

　　据该通知，户籍迁移实行分类政策，建制镇、县城落户相对容易，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的落户须“继续合理控制”，处在中间的一般地级市统一放开条件为：有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

　　发达地区近年经常闹出“民工荒”，且沿海部分产业呈向内地转移趋势，可以预见，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转换为家乡的城里人。

　　通知还强调，农民工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必须尊重本人意愿，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这等于是给进城农民留下一条后路。

　　综观之，这份中央层面的文件与近年全国各地的改革脉络相一致：分类对待、逐步放开。

　　除户籍本身外，附着其上的公共服务也在进行改变。近年的党中央文件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强调，要逐步解决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目标是向城镇居民看齐。

　　前进是不可逆转也毋庸置疑的大方向，未来需要的是一边行动一边积累条件的等待。等到条件积累到资源真正公平分配、公民完全自由流动的那一天，回乡还是进城，将只是一个纯粹的个人选择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