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山是北京海淀区农民，从1994年8月起，与31名农民工陆续到北京龙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以下简称龙泉培训中心），从事驾驶教练的工作，到目前已工作了十几年。
　　龙泉培训中心借助驾驶教练行业的特殊性，经常安排教练加班，周末以及法定节假日也从未安排休息。教练们每周工作7天，每天至少8个小时，忙的时候通常要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长达12个小时，只在午饭和晚饭时有各半小时休息。
　　由于培训中心学员的特点，周末的工作更辛苦，教练们未从培训中心获得过足额加班工资。他们的加班费开始是每小时2元，后来涨到2元多一点。培训中心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工资，缴纳社会保险也是在2009年以后，更不用说带薪年假的待遇。
　　2009年1月1日，为了逃避《劳动合同法》的义务，培训中心骗得冯山等人在空白劳动合同上签名。这样，龙泉培训中心就能随意将他们安置给另一家单位—北京冷泉机动车驾驶员考试场。日后，在员工需要维权的时，缺少明确的责任主体，就成为横亘在他们前面的一座大山。
　　冯山等人仍然在龙泉培训中心从事原来的工作，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已遭受严重侵害。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他们没有保存任何有关龙泉培训中心欺诈或骗取他们签署合同的证据，甚至有部分年限的劳动合同已完全损毁，导致他们可能因为缺乏证据而必须承担所有损失。因教练员工作的特殊性，加上考勤制度的模糊，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加班过度的情形，导致他们获得合理加班费的维权几乎不可能。
　　2011年8月，龙泉培训中心相继解除与冯山等人的劳动关系，冯山等人才如梦初醒。部分教练员自行提起仲裁，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专业知识缺乏、经济拮据，他们请不起专业律师，靠自己甚至无法写出一份正确的仲裁申请。面对强势的培训中心，他们的请求几乎没有得到支持，这一切都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信心，冯山等人陷入维权困境。
　　集群体性纠纷办案经验
　　法援律师倾力维权
　　机缘巧合，这些求助无门的教练员从工友处得知，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义联中心）可以免费为农民工维权，当即向义联申请法律援助。
　　此时，他们听到义联代理远大培训中心教练员维权成功的消息，让冯山等人看到一线希望。义联中心在审查案件后，很快批准他们的申请，决定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并派出专门律师负责此案件。
　　看起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劳动维权案件，但主办律师的内心却不轻松。培训中心频设陷阱，导致案情复杂且严重缺乏证据；加上受援人的法律意识薄弱、维权能力低，使得案情推进困难重重。此外，由于受援人诉求不一致，各自行动，整个案件局面混乱。有一部分受援人不知道如何维权，尚未启动任何法律程序；有一部分受援人已自行提起过劳动仲裁，因为自身原因存在遗漏权利请求问题；还有一部分教练，因专业知识缺乏使得之前的协商和劳动仲裁程序遭遇失败。对此，义联律师决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维权思路，根据不同受援人的情况分别开展维权援助。
　　根据过去群体性案件中“调解优先”的经验，律师与培训中心的调解协商，力求通过最为快捷的方式解决纠纷，因培训中心的拒绝而结束调解。同时，因为劳动仲裁须前置的特性，对于尚未参加过法律程序的受援人和遗漏请求的受援人，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向海淀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最后，在仲裁程序处理完毕后，将需要通过起诉达到最终维权的受援人纳入到诉讼程序中，以统一诉求、力挽狂澜。
　　对于受援者众多而意见不一的问题，义联律师采用了前期“律师—受援人”和后期“律师—代表—受援人”相结合的办案模式，案件处理初始主办律师与每一个受援对象充分交流，提供便于他们表达诉求和意愿的便捷服务，消除了他们的不安情绪，增强他们对法律援助工作的信任，也使得他们更加积极地配合案件处理工作。
　　在获得教练师傅们的信任后，义联律师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引导推选合适的代表人，以减轻其他人员的负担，协调有关意见建议，并构建连接法律援助律师和受援人之间的沟通桥梁。事实证明，通过引导推选的代表人没有辜负工友的期待，做到了双方有效沟通，也提升了案件的办理效率，受到受援对象的肯定，为后期诉讼获得成功奠定坚实基础。
　　2012年8月22日，第一组办案律师作为冯山等24人的委托代理人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式提出一审立案申请，将龙泉培训中心和冷泉考试场作为共同被告，提出要求被告支付克扣代扣工资、加班工资、未休带薪年假工资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
　　经过近一年的不懈努力，案件终于在2013年3月25日获得一审胜诉，龙泉培训中心最终没有提出上诉。虽然案件获得全面胜利，但培训中心迟迟不予履行判决，冯山等人只能再次向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申请法律援助，义联律师很快就代理他们向海淀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又经过半年奔波，义联律师终于于2013年9月27日为教练师傅们成功获得案件执行款303444.63元。
　　至此，经过劳动争议仲裁、一审和执行程序，历时15个月，北京首例培训中心教练员群体性维权案件宣告圆满结束，大获成功。
　　驾校劳动者维权困难
　　大规模群体性维权有突破
　　记者在采方中了解到，此案对于加深对本地农民工群体维权状况的了解，为大规模群体性维权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有着重大的突破性意义。
　　据介绍，此案是海淀区首例大规模的北京本地农民工维权成功案例。在人们的印象中，“农民工”常常与“外来务工人员”等同起来。实际上，本地的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困境与外地农民工并无大异，却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政策和舆论的冷落。这起群体性案件为本地农民工的权益现状拉响警种，让人们的视野也拓展到同样需要受到关注的本地农民工。
　　此案律师认为，通过深入对本地农民工群体的了解，对这一群体的维权意识深为忧虑。《劳动合同法》出台已逾五年，即使是在法律宣传和规范相对完善的北京，土生土长的本地农民工对劳动权利与维权手段依然缺乏了解。
　　另一方面，在维权过程中，劳动者对不能带来立即、直接利益的事情缺乏重视，在证据收集、材料准备的过程中主动性不足，更有部分教练师傅甚至不清楚自己的代理律师姓什么，这些都为他们的维权造成了一定主观困难。
　　业内人士评论认为，此案开创了北京驾校教练员群体性维权成功的先例，典型地反映北京驾校劳动者维权的困难，尤其为涉及到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利益群体的劳动维权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据介绍，此案中自仲裁、一审之后，培训中心就没有提起上诉，缩减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体现了法律的威严，的确震慑住了不法行为。
　　据义联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实践中，培训中心穷尽诉讼程序、滥用诉讼权***恶意拖延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员工手中证据较少时尤其如此。义联律师用专业和敬业突破了障碍，取得胜诉结果的同时，也令培训中心信服，使其意识到法理昭然，再进行拖延毫无意义，因此，未再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