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市民化[①]——农民工返乡的村庄社会后果研究

　　田先红

　　（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 江西 南昌，330063）

　　摘要：返乡农民工从经济、社会、精神和治理等四个层面对村庄社会产生剧烈的影响和冲击。他们正在挣脱村庄社会的束缚，以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引领村庄，形成“在地市民化”的局面，最终致使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在地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在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与城市市民趋同。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城市化和市民化的状态，是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返乡农民工的“在地市民化”状态，呼唤国家和社会各界从生产生活条件、福利保障待遇、思想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

　　关键词：“在地市民化”；返乡农民工；村落共同体；现代性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80年代打工经济肇始之后，农村劳动力外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随着时间的流逝，较早外出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进入了返乡的年龄阶段，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和家庭再生产之后已经或者正在准备返乡，这构成了与农村劳动力外流相对的另一道风景线。农民工回流的趋势在税费改革后显得越发明显。随着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种田比较收益大大提高，创业环境日益优化，所有这些都对外流劳动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拉力[②]。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则直接成为助推众多农民工返乡的强大力量。据统计，因金融危机而导致返乡的农民工人数在2000万左右。[1]时至今日，农民工返乡跟农村劳动力外流一样，成为村庄生活的常态。

　　在农民工大量返乡、返乡农民工日益成为村庄社会生活舞台主角的背景下，返乡农民工群体对乡村社会生活、人际关联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进一步而言，农民工返乡是否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将人财物资源不断带回农村并使得农村日益凋敝的局面得以改观？还是以一种新的逻辑和方式将农村引向另一条发展道路？本文将以笔者在赣南万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本文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正在以一套新的逻辑改变着农村，他们用城市化、现代化的方式使农村朝向另一条道路发展，形成“在地市民化”的局面。因此，农民工返乡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人财物资源回流农村，而更关涉到农村发展路向问题。

　　二、返乡农民工研究述评

　　返乡农民工群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引起众多学者的注意。其中，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就业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进路中，农民工返乡被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看待。另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农民工返乡所带来的农村社会安全问题。[2]在这一研究视角下，农民工返乡主要被视为一个社会稳定问题。还有部分学者探讨了返乡农民工的村庄社会适应问题。[3][4][5][6]在这种研究径路下，返乡农民工被看作是一个被动地适应乡村社会的角色，返乡者的主动性遭到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泯灭。

　　与上述政策性、细碎化的研究不同，张世勇曾经运用生命历程理论对返乡农民工群体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全方位研究。他认为，农民外出务工是一种家本位的打工模式，农民打工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而是为了过上更好的家庭生活和参与村庄社会竞争，家庭和家乡是绝大部分农民工的最终归宿。[7]这一研究对学界流行的城市化范式和阶级范式都提出了新的挑战。不过，作者的研究旨趣集中于理解返乡农民工及其家庭，探讨农民打工的逻辑和意义，而对返乡农民工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则甚少关注。

　　截至目前，学界仅有少量研究注意到了返乡农民工给村庄社会带来的影响。瑞雪·墨菲通过对江西万载、信丰和于都三县农村的田野调查，运用行动者、价值、目标和资源的四维分析框架，探讨了返乡农民工给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新变化。[8]作者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但该项研究将主要关注点聚焦于返乡农民工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及其给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上面，而对村庄社会层面则关注甚少。此外，孟宪范也探讨了返乡打工妹的思想、行为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及其对村庄传统思想观念的改造和重塑。[9]不过，她的研究主要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里面叙述，包含着返乡打工妹所带来的现代性必然战胜和取代村庄“落后、愚昧”的传统的价值预设，且她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打工妹的外显行为上，而对返乡者给乡村社会结构、人际关联的影响则未有涉猎。

　　本文将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农民工返乡给村庄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展开进一步剖析，并系统回答前文所提出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工返乡后在村庄中逗留时间的长短不一，从这角度可以将他们划分为永久性返乡和暂时性返乡。永久性返乡者不再有外出务工的打算，而选择在家乡谋生，有的通过经商、办厂创业，也有的重操种地老本行。暂时性返乡者多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而返乡，比如家里有人得重病需要照顾、或者有其他重要事件需要处理。暂时性返乡者在处理完事情之后一般会再次外出务工。从实践来看，这两种不同的返乡农民工类型对村庄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存在着很大差异。永久性返乡者在村庄逗留、生活时间长，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对村庄社会产生的影响更广、更深。由此，本文将以永久性返乡农民工作为主要探讨对象，同时兼及对暂时性返乡农民工的考察。[③]

　　三、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社会的影响

　　农民进城务工对其自身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身体的在场，而更昭示着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场域，进行继续社会化。作为进入“异文化”的行动者，他们的行动遭遇着城市社会结构的规约和型塑。尽管大部分进城农民工最终只能实现“半城市化”[10]，无法获得完全的现代性，但他们毕竟会在城市的实践世界逐渐“脱根”[11]。当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多年之后再返乡时，其在城市所习得的各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被带回农村，必然给乡村社会带来一些新的影响。下文将分别从精神、经济、社会和治理等四个层面进行阐述。

　　1.精神层面：对传统思想观念和伦理价值的冲击

　　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作为一个“异文化”者，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城市世界的生活实践对他们从头到脚、从内到外进行着重塑。其中，最为根本的改造就体现在精神思想层面。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耳濡目染了许多城市市民的思想观念、伦理价值。返乡后，他们也将这些城市文明和现代性带回了农村。

　　首先，对村落传统礼仪文化的冲击。返乡农民工在城市里面见识了一些新的礼仪文化、经受了一番洗礼与改造之后，他们将这些礼仪文化带回了村庄，开始以一种新的标准和眼光来理解村庄原有的风俗礼仪。

　　当谈到村里丧葬礼仪方面的变化时，年仅29岁但已在外打工12年的钟发生说道：“是好了，才会改变，不好就不会改变。以前，尸体放祠堂，等选好日子，尸体都腐烂了，不太好，现在，火葬好一点。……人死了之后，孙子、孙女都围在那里哭，确实不太好。在温州那边，看别人办丧事确实办得好，请人唱歌、跳舞，看电影，这样很好。不像我们这里，人死了，哭啊，闹啊，不好看。”“真正孝不孝只有你自己知道，老人死了，你哭一下就是孝啊？真正生的时候，你孝敬就好了，人死了，还有什么孝不孝的。……你一哭，哎呀，没什么。”“以前，结婚拜堂，太啰嗦，现在更简便。”（ZFS,T,19,GZ）

　　从钟发生的叙述里面可以体悟到三个方面的变化，其一，以卫生替代“不洁”。在钟发生的话语里，停尸到祠堂的传统习俗容易导致尸体腐烂，给环境带来不良影响。其二，以简便替代繁琐。钟发生认为，传统的风俗礼仪过于繁琐，场面不太文雅，礼仪应该越简单越好。其三，对“孝道”含义理解的变化。在村落传统文化里面，死亡是一件悲伤、庄重、肃穆的事情，而钟发生则以死者之福来解构了村庄传统的孝道文化，将死者之悲转化为生者之喜，并置换了“孝”的涵义。他们以其所习得的现代文化礼仪作为基本判准，对传统农村礼仪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在他们的眼里，农村的传统礼仪文化是“落后的”、“不合潮流的”。

　　这种反思性的理解使得他们不仅更加认同村庄里面的一些新潮流、新行为，而且为他们自身参与到新潮之中提供了动力和支撑。我们发现，这些返乡农民工的很多行为都走在村庄的前列。比如，他们与异性交往方式更为开放，结婚礼仪变得更加“随便”等等。返乡农民工钟发生、钟顺峰结婚时都只在女方家里办了酒席，而没有在自己老家办酒席。“在外面打工的人，很少办酒席的，如果吃别人家的酒席多的就会办一下，一般都不办。”结婚办酒席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礼仪，在这些外出返乡农民工眼里已经无足轻重，可办可不办。

　　其次，对村落传统生育观念的冲击。长期以来，在赣南农村，宗族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农民对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极度重视。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当地村落生育文化表现出高度的传统性。偏好男孩的生育观念深深嵌入在赣南农民的骨髓里，成为他们安身立命之本。[④]返乡农民工回村之后，将外面习得的一些新生育理念和育人观念带回村庄，从而加剧了村落传统生育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在福建打工12年、于2008年返乡现在担任万村村主任的叶立生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打算再生了。如果没有钱，儿子生的再多又有什么用？还不如把这一个培养好。”同样只有一个儿子的返乡农民工钟发生也讲到：“现在不想生了，压力大，要培养一个小孩要多少钱？现在还没建房子。……我跟我老婆都不会那样想，生男生女都一样，但是大人不会那样想。”“你看，人家城市里的都只生一个，我们农村的落后，都争着生，不生到儿子不甘心。”（YLS,W,13,GZ）

　　在外打工的经历，让农民工目睹了城市里的小孩抚育、培养方式，使他们更加树立起“少生优育”、“精心培养”的现代观念。将小孩“培养好”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返乡农民工的心中。他们将自己在城市里目睹的情况跟农村相比，从而越发感到农村“多子多福”、“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思想观念的落后。

　　诚然，包括抚养成本在内的经济因素的变化是人们生育行为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是经济因素无法解释许多人在当前条件下依然采取种种办法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而“超生”、“偷生”的生育行为。因此，生育行为变化的根本动力，乃在于人们生育观念和思想价值的变化。从表面看来，返乡农民工将他们生育行为的改变归结为抚养成本提高之类的经济因素，但其背后实质在于他们已经接受了一套新的、现代性价值观。这套现代性价值观冲击和解构了传统的生育文化。

　　再次，对村庄评价体系的冲击。勤劳、质朴、保守是传统农民的基本特性。然而，返乡农民工正在改变这一传统的农民形象。在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学习到“敢闯敢拼”的奋斗精神，感受到“做人不能太老实”。这套新的话语正在剧烈地冲击和解构着村庄传统的伦理道德判准。

　　如钟顺峰跟我们讲到：“我父亲不敢冒险，以前在林场呆过，只要呆下去，现在都有工资领了，父亲27岁与母亲结婚，现在68岁了。父亲一辈子没有奋斗的精神，不敢闯，眼光放得不远，不然家里不会这样的，父亲各方面性格有点不适应做生意，比较老实，做生意的嘴巴很厉害，什么样的人都要混得来，父亲做过香菇生意，那时我们小，父亲是老实派的，主要种田。”(ZSF,M,18,GZ)

　　在钟顺峰看来，“老实”、“保守”都是“落后”的表现，“不会有什么出息”。他父亲之所以未有大成就、家庭之所以贫困，主要原因就是父亲“太老实”、“不敢闯”。与此相应，钟顺峰对农民的老本行“种田”也表现出不屑，认为那是像他父亲这样的“老实人”干的活，有出息的人是不会在家种田的。在返乡农民工群体看来，种田已经不再是农民的本分，不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由上可见，返乡农民工在外面习得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行为，给村庄传统思想观念和道德评价体系带来了了巨大冲击。返乡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具有乡土性和浓厚乡土意识的地道的‘乡巴佬’，也很难再受到传统风俗礼习的束缚和制约”[11]。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并逐渐主导村庄社会生活的情况下，这必将导致村庄传统伦理发生剧烈变迁。

　　2.经济层面：挣脱土地的束缚

　　对传统农民而言，以土地为基础的务农是他们的本分。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12]农村社会之所以被人们称为“乡土社会”，恰恰表明土地是农村的本色。在传统农村，若农民不会种田，常常会被人视为“不务正业”，被人瞧不起。然而，在当下农村，许多返乡农民工并未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将原来流转或者抛荒的土地捡起来重新耕种，而是选择了脱离土地的谋生方式。尽管他们回归了家乡，但并没有回归土地，形成“回乡不回土”的局面。他们凭借自己在外打工多年所积累的生活经验、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从事着各种非农经营活动。

　　前文提及的万村现任村主任叶立生，现年40岁，在福建石狮打工12年，2008年返乡后在镇上建了一栋三层楼房。他在楼房的一楼开了一个店面，准备做汽车销售生意。家里没有种田，生活用品全靠花钱购买。（YLS,W,13,GZ）

　　从温州回来的返乡农民工钟发生也在从事着非农经营活动。他和他的兄弟合伙买了一个挖机，专门出租给别人，一个小时100元，个人一年可获3-4万元。他的妻子一边照看小孩，一边做服装加工，从镇上的服装店里面接生意。家里也没有种田，平时的生活用品都花钱购买，包括使用自来水、买菜、买米等。生活开支比较大，一个月要800元左右。（ZFS,T,19,GZ）

　　从这些返乡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方式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脱离土地，或者开店经商、或者从事其他副业。即使有的仍然从事涉农行业，但也主要是进行规模经营，以面向市场为主。土地已经不再被他们视为命根子，不再是他们获得农民资格的必备条件。恰恰相反，土地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为一种负担。像传统农民那样世世代代在土地上劳作被视为“没有出息”的表征，是“老实人”所做的事情，甚至将回归土地视为一种耻辱，是人生的失败。因此，他们都在拼命地挣脱土地的束缚，努力跳出农门，寻找非农化的谋生之路。

　　与生产方式的非农化相伴的，是返乡农民工生活方式的全面市场化，家庭日常生活必需品比如柴米油盐等等都依靠从市场上购买。即使有土地、有菜园，也不愿意去耕种利用，而宁愿选择更为市场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追逐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模式。当然，市场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也给这些返乡农民工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有的返乡农民工抱怨说：“回来就是感觉没钱，只有开支没有进账。”由于所有生活用品都需要货币支出，而在家又不像外出打工那样每月有较为固定的收入，因而常常会感到经济紧张。

　　随着返乡农民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日益非农化、市场化，他们已经难以再跟传统农民相提并论。返乡农民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市场化，不仅使得他们脱离土地，而更重要的是将他们进一步推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其生产生活主要依赖市场进行，导致他们越来越脱离村庄，村落社会对他们而言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所有这一切，使得土地已经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乡土已经不再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