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农问题首要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实质是农村社会问题。把农村社会看作传统社会是偏离现实的观点。经过革命重建的农村社会在结构上是全新的。理解农村的土地所有关系是理解农村社会的要点和难点。重建农村社会，核心不在土地。由于意义世界是社会得以存在之前提，重建农村社会须考察目前中国农村意义世界状况。传统农村意义世界的三种主要势力，宗族、神道体系、乡绅，虽然呈残缺不全状态，但祖宗崇拜以及神道崇拜已开始恢复。重建农村社会就是组织农民。重建意义世界是其核心。国家意识形态要继承传统，充分吸收儒学成分。

　　关键词：意义世界　农村社会

　　三农问题——农村、农民、农业，哪个是首要？即所谓解决之另两个就随之解决或至少可顺利解决，不解决之另两个就无法解决。论者多曰：农业。经济是中心，一了百了。经济找到出路，其他的怎么都有办法。成功的范例是甘肃定西。以“富民”为毕生心愿的费孝通先生，于垂暮之年奋力亲往调研多次，找到一个适合当地水土的土豆品种，让这个贫困县富了起来。又有论者曰：土地。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把土地还给农民，让农民重新成为土地私有者。这种思路可归之为农村：即改变农村生产关系或曰农村社会结构。笔者以为，这种思路过于简单。若真的恢复土地私有，那么结局是大多数甚或绝大多数农民都会变卖私有土地、离土进城。农村问题转化为农民问题——为何如此说？农民自己的解决思路就是进城打工，把自身转化为农民工，农民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以农民问题为三农之首。

　　笔者经过初步调研，目前的认识是：三农问题以农村为首要，但不以土地为核心问题。三农问题首要在重建中国农村；而重建中国农村的核心在于重建意义世界。

　　一、农村问题为首要

　　三农问题以农村为首要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思路。历史上是以土地改革和重组农村社会为中国革命中心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的决议，全面总结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全面制定了做好农村改革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目标。

　　所谓农村问题，确切的表述应是农村社会问题。建设新农村核心应是重建农村社会。然而，建设新农村多半被解读为农村硬件建设，成为“七通一平”、拆房子盖房子之类的工作。各地竞相展示花园式农宅，城里人多自叹不及，恨不能立即迁往农村当个新农民。劳民伤财，未得要领。

　　在这里，简略回顾一下中国农村的演变情况。传统的中国农村基本上是自治社会。尽管历代都设保甲，但其功能主要是监控、协助完税（钱粮），并不具备组织农村社会的职责。担当组织农村社会功能的主要是三种势力，一是宗族组织，二是神道体系。中国农村的神道体系相当复杂且原始，混合祖宗崇拜、原始巫术、五通淫祠与佛道高级宗教并存相资。还有一种势力，即第三种势力，是乡绅体现的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的国家意识形态。但这种势力多半体现为民间自治形态。乡绅不以退休或丁忧在家的官员身份活动，而是作为社区领袖受到社区成员普遍尊重。旧社会有所谓学田，可以看作乡绅势力的实体性表达。情况一般是，为了让社区子弟读书、将来赴国家考试出仕，由乡绅出面集资兴学。所收集的资金建学堂所余，购田出租，以租金充办学经费，是为学田。乡绅及出资者组成管理机构。以今日眼光看，此即所谓公益性社会组织。毛泽东1930年5月在江西寻乌作农村调查，写成一篇相当出色的人类学论文，里面讲到“政治地主”，属“公共地主”中的一类。有“考棚田”、“宾兴田”、“学宫”（或孔庙）、“学租”等名目，多属助学性质。也讲到乡绅办学情况[1]。这些土地归地主占有，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下没收统一分配。

　　这样的社会结构，不妨视为自然状态。笔者所谓自然状态指的是没有一个高组织程度的庞大团体按照某种系统的理论和设计好的方案、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推行社会变革，而是任其自然自发地随波逐流。尽管乡绅是退休或丁忧官员按国家意识形态行事，但仍是作为民间力量行民间之事，不是作为政府代表。宋朝以后多有儒生赴乡间开展社区建设活动，明代为盛，终归分散而组织性不甚强，也属民间自发活动。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赣南地区（以瑞金为首府）实施建国试验，其中重要项目是农村社区重建。中国共产党的实验打破了中国社会有史以来的自然生长状态，开始了大规模自觉重建社会结构的时代。这虽来自俄国革命的启示，却是源自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延续。而社会主义运动源自资产阶级的法国革命——黑格尔说，法国革命开启了头足倒立的纪元：思想在先[2]。信奉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实施的也是思想在先原则。社会是要改造的——改造一词自此进入了意义世界主流。改造必定有所依凭，必定要依凭某种思想性的模板。这就是说，当宣布要改造社会时，就不知不觉地把某种理念设定为模板。因而只要主张改造，必定采取思想在先原则。

　　二、土地问题为何不能成为解决农村问题之核心？

　　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结构表现形态之一。土地私有化在实际上并不能解决现有的农民、农业问题。实施重分土地，其结局不过是大部分农民变卖自己所有的土地、完成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过渡方式。这方面无须多说。本节要讨论的是中国社会土地所有情况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这个“深层”意义，在此基础上论证土地问题不是解决农村社会结构问题的核心。

　　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解放前后实施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私有化。经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民得到了自己私有的土地。而后，不到十年，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中，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土地所有从农民私有变为集体所有。这一过渡顺利而和平，农民表现得相当配合，简直是奇迹！这是怎样可能的？

　　这个秘密要通过对土地改革的实际进程作社会学研究得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不是党领导一支军队夺得土地而后分给农民那种“恩赐”作法。党组织先要用理论武装群众，告诉农民革命道理。这是让农民群众了解自己行为之意义。同时，在村中培养积极分子和发展党员，并组织农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共）等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是党组织的外围组织。换句话说，是党组织的一种扩大。思想、组织的基础打好后，开展斗争地主、土豪并重新分地、分产的环节。在斗争过程中，有着把斗争策略、步骤交给群众，领导群众实施斗争的方针。特别强调让群众在自身斗争实践中学习政策和策略，强调让群众通过自身经验体会党的正确。在这一过程中，旧的政权、经济关系、社会组织被彻底粉碎，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新生产关系与新社会组织建构起来。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党组织是这个社会结构的核心。请注意：不是党建构了一种新社会而党在这个社会之上、之外，而是党把自身扩大为社会、党在这个社会之中并担当其核心。党组织、外围群众组织、全体村民，组织一步步地扩大，滚雪球似的一层层地裹起来。一个基层支部扩大并发展成一个社区（共同体）。党组织与社区是一体，不是党组织在社区之外，而是党组织与社区是一个事物。由于自始至终都是党组织作为核心在教育、组织、动员、指导民众，亲手领导着群众，还十分注重让参与的群众随时随处体验党主张的理论、政策与策略之正确，因而在这种新产生的结构中，党的领导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

　　这就是说，土地改革所建构的社会结构，不是以单个原子式的个体农民为独立单元的自耕农社会——像许多研究者以为土地私有达成的结构方式那样，而是党组织与农民结成的牢不可破的伦理关系。土地的私有并不彻底、完全，而是有限度的私有。笔者用“公有制下的私有”表述这种所有制。

　　这就意味着，无论怎样宣布土地归谁所有，当代中国社会土地关系之实质——党与农民之间的伦理关系——仍是决定一切的。这就是说，如果实施土地私有——任农民变卖、失去土地——其社会后果是割断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

　　其实，无论谁买到土地，也并非土地的完全私有者。如果他是个农业经营者，归他所有的土地就只有供耕作的五寸许深。即使解放初经土地改革归属农民的土地，也只有这么深——国家规定，土层以下的全部矿藏、财宝等属于国家所有。土地改革分得土地的农民起始就不是土地的完全所有者。

　　总之，土地改革一方面实施了土地所有权这方面的私有化，一方面结成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二者中，后者是根基、也是实质。任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思路和方案都不能忽视这一点。土地所有情况从来不是实质之所在。企图从此入手解决农村问题就是误以为土地是实质所在。

　　三、意义世界是社会得以为社会之必不可少前提

　　既然三农问题首要在农村，而农村问题实质是农村社会结构，重建社会结构不在土地所有——那么，重建农村社会在于什么？笔者的回答是：在于意义世界。本节先讲意义世界之地位与意义。

　　改革开放从意义世界入手。邓小平一开口就讲拨乱反正。何谓拨乱反正？按邓小平讲法，叫做纠正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是非[3]。邓小平主政的主题是社会主义概念。他的讲法是：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4]。搞清社会主义概念之内涵，也属调整意义世界。

　　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重要争论：义利之争。论者曰：过去是“义在利先”，现在要改为“利在义先”。倡此论者之所重，也在意义世界。其企图是让意义世界中的“利在义先”原则取代“义在利先”原则。这场争论影响甚大，对改革开放起了误导作用，流毒至今。

　　笔者一贯认为，“义在利先”不能取消或降格、代之以“利在义先”。笔者从1985年至今25年间反复阐明，义永远在先。拨乱反正是改变义之内涵而已，“义在利先”须坚持不懈；绝不是让利居于义之前。可叹笔者的诠释未在意义世界中占据应有位置：未得全民族接受、成为民众日用而不知的道理。

　　社会怎样成其为社会？社会通过各个自由意志之互动建构。这种互动是有意义的。任何行为都是有意义的，互动不可能脱离意义。总起来说，社会之建构源于各个自由意志之带有意义的互动。意义又在意义世界中。因而社会之成为社会，意义世界是前提且是基本前提。

　　由“利在义先”原则风行天下始，中国社会的意义世界从根基处受到破坏。一个社会的健康，基本前提是人人皆诚敬。诚则对他人的行为可以预测其反应，比如说，借给他钱可以指望在约定的时间如数归还。敬则人们的一切行为皆遵守规则、皆不会冒犯他人把自己意愿强加于人。由于“利在义先”已经风行天下，人们不再以诚敬为第一原则。党的基本路线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遂有学者解释为“一切向钱看”。笔者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反复阐明，“经济建设”概念至少有三重含义：（1）最浅层次的，是社会产品、服务之总量；（2）生产关系方面，以及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等（比如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等）；（3）一切经济行为的规范体系（比如借债应如期归还、无理由退货制度）、经济活动内涵的精神（比如商业精神）。这第三方面已经属于精神文明建设。可见在社会生活中“物质”与“精神”是分不开的、不可割裂的。经济建设本身就内涵着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然而尽管笔者大力讲解，眼看着不择手段之风日益滋长，不仅意义世界受尽破坏，各种规则也日益凋零。就拿最为日用的交通规则来说，行人、非机动车不守规则；连机动车也日益不守规则，乃至不得不把行车线改成铁栏杆或水泥护墙，以防机动车越轨变道。

　　制度，以及组成制度的各项规则，均须由意义世界守护。如果商家均以伪劣产品为大忌，三聚氰氨案就不会发生。正因为众商家均以为此等行为乃可行之常规，才会犯之者众，甚至造出“机会成本”说。机会成本实际上是犯规成本。纵有制度在、有法律法规在，行为者仍违规、犯罪不断，社会不成其为社会矣！意义世界乃依之建构社会者，意义世界乃依之维护社会者。意义世界是社会之前提。

　　四、中国农村意义世界现状

　　由于理论上、执政上均未重视意义世界，社会结构与制度两个方面呈严重迟滞状况。农村情况更为严重。前述旧中国与农村社会结构相关的意义世界主要由三种势力组成：宗族、神道体系、乡绅。大致说来，宗族对应祖宗崇拜，神道体系则是多神、泛神、巫术、佛道等的混杂物，乡绅则体现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的国家意识形态（其他的要素，集市的、婚嫁的，为农村社会之结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着力铲除上述三种势力的影响，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