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已有的乡镇研究主要围绕着乡镇体制改革、乡镇行为角色特征和乡镇权力运作方式等主题展开，较少关注乡镇运作的逻辑。然而，对乡镇运作逻辑的揭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乡镇行为角色特征及其权力运作的内在机制，而且能为乡镇体制改革提供更切合实际的理论依据。基于此，以揭示乡镇运作逻辑为目标的研究应当成为扩展与深化乡镇研究的重要主题与方向。
关键词：乡镇；运作逻辑；拓展；研究综述
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三农问题”的出现以及村民自治研究的冷却，以乡村治理和乡镇政权组织为对象的研究越来越被学界与政策研究部门所关注。从已的研究成果看，以乡镇政权组织对象的研究主要是在以下主题与进路中展开的，一是在改革话语中探讨乡镇的何去何从；二是在结构与制度的进路中概括乡镇的行为角色特征；三是在“过程—事件”的分析策略中呈现乡镇的权力运作技术。但无论对乡镇行为角色特征的呈现还是对乡镇权力运作技术的展示，均偏重于探讨制度制定层面上的问题，缺乏对乡镇行为角色与权力运作特性之内在逻辑与机制的挖掘，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乡镇运作逻辑的研究仍具较大的拓展空间，应当在为后续研究的重要主题。更为重要的是，对乡镇运作逻辑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乡镇的行为角色和权力运作特征，进而为乡镇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改革话语中的“乡镇何去何从”
与税费改革配套措施同步进行的乡镇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乡镇何去何从”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怀着不同的关怀为乡镇改革开药方、设方案、指方向。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徐勇的“县政、乡派、村治”，即变乡镇政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乡公所[1]；沈延生的“乡治”主张[2]；吴理财的“乡政自治”观点[3]，以及潘维[4]和贺雪峰[5]的以行政化、法治化为改革方向的“加强乡镇职能”主张。随着一些改革方案和设想的实践，对各种乡镇改革实践模式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的研究也开始出现。这种研究在总结各种乡镇改革经验的基础之上，构建自己的乡镇改革模式[6]。虽然这种以乡镇改革实践为对象的研究较之前的研究更具实证意义，也没有明显的价值偏好和理论预设，但其背后的逻辑与之前的研究大同小异，仍是一种“应然式”的研究取向。并且，这两种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把“乡镇政权是什么”作为一个无需再讨论的共识。
在改革话语下，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策研究部门，对乡镇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于乡镇改革可欲求的方向上，主要是在价值关怀和理论诉求上讨论乡镇“何去何从”的问题，从而规避和隐藏了乡镇所处的具体环境及其运作的实然状态，而我认为，这恰恰是探索乡镇政权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假如连“乡镇政权是什么”的问题都未搞清楚，又何以谈“怎么办”？
显然，如果只从“应然”角度来讨论乡镇改革，往往可能会使乡镇研究变成“政治玄想”，使乡镇改革本身成为“空中楼阁”，从而难以把握改革的目标、方向、尺度、措施和效度。这是在政策意义上研究乡镇政权的重要缺憾。
二、“结构---制度”中的行为角色特性
与讨论乡镇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路不同，一些学者从结构与制度的角度来探讨乡镇政权的行为与角色特征。在税费时代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发现，乡镇政权的行为角色主要以汲取资源为目标，这与其作为现代公共政权的职责相悖。为了刻画乡镇的这一角色特征，大量的研究把乡镇政权形容为企业经营者。比如，戴慕珍把地方政府形容为“企业家”，[7]walder认为“政府即厂商”，[8]彭玉生则提出“村镇政权即公司”。[9]其他如许慧文的“干部经营者”、[10]张静的“政权经营者”[11]和杨善华、苏红的“谋利型政权经营者” [12]等，也都指出了乡镇政权作为经营性者的角色特征。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研究中，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在该书中，张静反思性地运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来探讨基层政权的性质。她认为，由于基层权威的官方授予及其公共规则、公共关系的缺失，构造了一个与社会利益分离的，具有高度自主性与自利性的基层政权[13]。
虽然这些对乡镇政权行为角色特征的判断大部分是在现代公共制度的关照下做出的，缺乏对乡镇政权行为本身逻辑的分析。也就是说，以上对基层政权性质的判断并非依据经验事实本身的逻辑，而是用现代公共政权的应然原则和规范遮掩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内在运作逻辑，即用理论的逻辑替代了现实的逻辑。在这种视野下，当然就不可避免地只能看到与现代公共规则极不相称的“乡村制度的诸问题”。[14]
如果说之前对乡镇政权改革的政策性研究把乡镇政权特性作为一个无需思考的问题而忽视掉了，那么对基层制度和乡镇角色特征的研究则用应然的理论预设遮掩了实然的基层政权。显然，无论是对乡镇改革的讨论还是对乡镇行为角色特征的制度分析，两者都忽视了乡镇政权运作的具体条件，缺乏对中国基层政权组织运作形态的考察。在这两种研究的视野中，乡镇政权似乎是在超越时空、超越具体场景的“真空”中运作，乡镇政权的性质似乎与乡镇本身的状况及其所处的具体环境没有关系，只是研究者视野中的应然之物。
三、“过程――事件”中的非正式权力运作
为了克服结构――制度分析进路所存在的局限，一些学者采用“过程—事件”的分析策略，将乡镇、村庄和农民看作具体的行动者，在具体的事件过程中展现彼此间的关系。孙立平最先将“过程一事件”分析策略引用到乡镇研究中，并以此来呈现乡镇权力的运作特点[16]。在考察乡镇干部对农民征收定购粮这一事件与过程中，孙立平发现一种独特的权力运作方式，即“正式行政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具体而言，“在正式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基层政府官员对正式权力之外的本土性资源巧妙地利用，即将社会中的非正式因素大量地运用于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之中，从而使国家的意志能够在农村中得到贯彻执行。”[17]也就是说，乡镇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主要体现于借用了那些与国家正式制度相对立的行为策略与方式。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则用“变通”来说明基层政权组织在执行国家政策过程中所进行的非正式权力技术。[19]吴毅在《小镇喧嚣》中对乡镇权力运作技巧的展示也基本沿袭了孙立平的分析策略，再次鲜活地呈示了基层干部与农民互动时的“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18] 他通过多重复线式的叙事方式，将乡域社会中流动的政治事实和实践的政治关系蕴藏在几组相互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事件中，并使乡镇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的博弈共生图景跃然纸上。
“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引入，赋予了乡镇政权研究以崭新的视角，将研究者的视域从“应然”的判断还原为“实然”的运作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结构——制度分析方法所在存的缺陷。因为乡镇政权的一些重要特性及其与村庄和农民间的关系在静态的结构中难以展现，或者说那些“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往往能在事情性的过程中展示出来。然而，过程—事件中的乡镇权力研究主要关注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时的权力运作策略和技术，以此来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缺乏对权力运作的主体——乡镇政权组织本身的关注，并且，这些研究均未对权力运作的具体机制、运作基础作深入考察。比如在《小镇喧嚣》中，由于作者偏重于在“过程——事件”中展现各方权力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和权力运作技术，而忽视了乡镇政权作为一个实体本身所具有的内部结构及其运作逻辑，从而使读者无法触摸到一个完整的乡镇型态。
四、结语：多重矛盾与关系中的乡镇运作逻辑
与以上研究主题不同，以乡镇运作逻辑为内容的研究旨在揭示乡镇权力运作的方式与特点，及其背后的内在机制。具体而言，对乡镇权力运作逻辑的探讨不仅要呈现乡镇行为角色和非正式权力运作等特性，而且要挖掘隐藏在这些特性背后的一系列影响机制与结构。也正因此，乡镇运作逻辑的研究需将结构—制度的研究方法和“过程—事件”的分析策略进行综合运用，以使我们既能在“过程－事件”中呈现乡镇的行为角色特性及其正式权力运作特点，又可在结构－制度中揭示型塑乡镇行为角色和权力运作特性的具体机制。
与其他政权组织不同，乡镇政权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接点，这一独特性使得乡镇运作的逻辑不能凭空发生，而必须在具体的时空中展开。这就不得不使我们从乡镇政权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国家与乡村社会这一角度来深化与拓展乡镇研究。但在已有的乡镇研究中，无论是结构—制度的方法还是“过程—事件”的分析策略，均是将国家与乡村社会作为抽象的分析框架进行运用，而非将其作为影响乡镇运作特点的具体结构来分析。
显然，运作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乡镇同时受到由国家与乡村社会这二元结构所构建的各类制度、关系的影响。从国家这一结构看，乡镇是按官僚制原则设置的官僚制组织，处于国家行政序列的末稍，必然受官僚体系运作逻辑的影响；但同时又列于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20] 之末端，受“高指标”、“多任务”的压力型体制运作逻辑的影响。与“完全官僚化”的官僚制组织不同，乡镇政权组织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财政资源匮乏，二是基础性权力弱小。比如周飞舟用“空壳化”来形容税改后乡镇财政资源匮乏的程度[21]，赵树凯则用“虚弱的乡镇权力”来概括乡镇基础性权力弱小这一事实[22]。在资源缺乏与权力弱小的现实下，乡镇通过制度化的官僚制运作方式往往难以完成压力型体制下的“高指标”与“多任务”，于是出现了官僚制运作之制度化、规范化要求与压力型体制之“高指标”、“多任务”之间的矛盾。而对这一矛盾所内涵的各类具体结构与制度的深入考察，是我们揭示乡镇运作逻辑的重要路径之一。
从乡村社会这一结构看，历经半个多世纪巨变的乡村社会已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所描绘的“乡土中国”，维持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的“长老统治”与“礼治秩序”早已消退[23]。在此背景下，村庄内部缺乏维系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的治理结构，乡镇政权组织丧失了黄宗智所说的“简约治理”的社会基础[24]，成为满足乡村社会公共品需求的主体。由于财政资源匮乏和基础性权力的孱弱，乡镇无力为乡村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但又不得不面对压力型体制中各类自上而下的“任务”与“指标”和乡村社会中各类自下而上的治理需求。因此，考察乡镇如何在压力型体制与乡村社会的需求中寻找自洽的生存之道，可能是揭示乡镇运作逻辑的又一重要路径。与此同时，巨变之后的乡村社会并未发展成为一个与程式化、规范化行为原则相适应的公民社会，其行为模式仍然显现出“非程式化”[25]、非规则化的特征。显然，乡镇又不得不处于程式化的官僚制组织与非程化的乡村社会这一矛盾之中。揭示这一矛盾所构建的各类制度与关系，则有助于我们揭示乡镇运作的逻辑。
由此可见，从国家与乡村社会这一联接点上看，乡镇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与社会，而是官僚体制、压力型体制和乡村社会的各自运作特点与逻辑，以及由它们所构造的多重具体的制度、关系与矛盾。基于此，以揭示乡镇运作逻辑为目标，并在乡镇运作的具体环境中探寻型塑乡镇运作逻辑的各类具体机制，应该成为深化与拓展乡镇研究的主要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在揭示乡镇运作逻辑及其具体机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更切合实际地探讨乡镇体制改革。
注释：
[1]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改革[J]．江苏社会科学，2002(2).
[2]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J]．战略与管理，2002(6).
[3]吴理财．中国大陆乡镇政府何去何从[J]．二十一世纪，2003(4).
[4]潘维．质疑“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关于乡村中国的两种思路[J]．开放时代，2004（2）．
[5]贺雪峰．农村乡镇建制:存废之间的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03（6）．
[6]吴理财：《治理转型中的乡镇政府——乡镇改革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7]Oi，Jean C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The China Quarterly，Dec.1995，Vol.114，
[8] Walder，Andrew G..“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Dec 1995， Vol..101
[9] Peng，Yusheng. “Chinese Villages and Townships as Industrial Corporations:Ownership, Governance, and Market Discipline.”The 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 Dec 2001，Vol..106，P5.
[10]Shue，Vivienn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Dec.1998.
[11] [13]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10.
[12]杨善化，苏红．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J]．社会学研究，2002（1）．
[14]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5]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06（3）．
[16]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J]．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000．
[17]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J]．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000．
[18]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614.
[19]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0]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M]．中央编译出版1998．
[21]周飞舟.“转移支付何以解救县乡财政”[J].南风窗，2006年（5）.
[22]赵树凯.虚弱的乡镇权力[J].三农中国网, http://www.snzg.cn. 2006.
[2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4]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 .开放时代，2008（2）.
[25]欧阳静．运作于压力型科层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以桔镇为个案[J]．社会，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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