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总体性的人类文明史而论，古代的小文明无非是指人学会了直立行走，学会了穿衣，学会了吃熟食，以及学会了使用简单的工具和简单的语言而已。那样的文明之所以小，还在于他们的群体活动（包括后来进入了社会活动）也无非局限在某个部落、氏族而已，尚无能力去干与国际、洲际有关的事。而古代的大文明标志，头一条指什么？有的今人可能不愿信、不敢信或不去信，然而那却是事实：古代的大文明首先指人类有能力创造了像样的神系和神群（希腊神话可以作证），有能力创建了足以使一个种族、一个地域为之信仰的宗教。在这里，“信仰”一词是很重要的。它不是指仅仅从上、从众的盲动行为，而是指对较高级精神秩序的共识共遵。因此古代看一个民族的素质高低，就包括看其有无能力创造像样的神，有无能力创建像样的宗教，有无意识去形成像样的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大文明的第一要义就是人有了信仰。

　　中国和西方的古代文明，无疑各有长处，都有大文明品位。但两者的文明取向还是有差异的。西方的文明立足于征服和掠取，如征服海洋、征服异国、征服它族，掠取各种自然资源。但随之相伴的，也产生了征服与反征服、掠取与反掠取的两种文明。举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例，首先是肯定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合理性。而他本人或是其他科学家建立的生物学，又大都承认所有生物（生命）的存在合理性。在社会科学中，马克思对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思维是双向的。他虽然承认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无产阶级最终战胜资产阶级具有合理性，但他期待的是“解放全人类”而绝不限于解放一个阶级本身，而且认为任何形式的压迫（包括无产阶级胜利之后转过头来压迫资产阶级）都有愚昧性、反文明性。马克思真正追求的，是“实现人性的完全复归”。恩格斯说的话就更精准，认为最理想的幸福彼岸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用这样的观点去看中国的古今文明，不得不承认我们在小文明中沉溺得太久。无论是中国古代对等级压迫合理性的超级推崇，还是将国内各民族、各集团、各群伙的战争和政争搞得几千年不息，以及前时将“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弄得绝对化、极端化，即使有一点不同程度的文明属性，也只能称之为小文明。

　　包括在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的小文明习性也是明显的。例如，无论是对自然暴力（包括天灾）的畏惧和跪服，还是近时对自然资源的争抢和破坏，或时而大搞拜天大典、时而盲喊“战天斗地”，都有反文明意味，至多只是具有小文明色彩。

　　当年中国搞了、写了、吹了那么多的“运动”，却几乎从未对大自然的运动规律大动感情。心思都用到哪里去了？用到阶级斗争上去了。这就是十足的小文明。

　　什么是真正的大文明？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就是指既不闭关自守也不滥学滥追。具体到一个领域、一个行业来说，就是指他们搞的行当（或称事业）能给中国、给世界提供优质的精神营养或实践本领。如果能做到，就是大文明，反之就是小文明。再具体到一个人来说，有无大文明品位就看两点：一是德行是否达标（至少及格），二是看行为能力是否在民族智商的平均线之上。

　　大文明不是指有人写了什么高深的理论或玄奥的文章，而是指人本身的精神质量趋高。有这样的基础垫底，无论是搞专业还是干大业，都会走向大文明。反之，如果社会、个人都是劣质的，无论怎样作秀、造假，都是在小文明中戏水或挣扎。

　　中国离大文明是很远还是很近？我看不要拿肉麻当有趣，应当很谦虚地承认：我们中国的文明仍是脆弱的文明，可信度仍不是很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关文明的理念、信条虽然高深但颇为抽象，实践性和可信性不是很大，有时甚而等于华丽而无用。

　　第二，中国的文明品位之高常常靠的是少数圣贤、仁人、志士（包括烈士）的非常之举，而大多数人无非是看客、谈客而已。

　　第三，中国在利与义的关系上始终糊涂着，没有真正弄明白过。谈义时就搞极端，只将舍生取义、舍生忘死视为君子的唯一标准，而将一切重利的正常人都视为小人。

　　第四，中国的“王命”、“君旨”以及后来的“最高指示”、“上级意图”都曾是世上至高的神圣之物，大多数人则都以“皇上圣明”、“大人高明”以及“领导英明”为服从惯性。在这样的基础上，搞大文明无异于缘木求鱼。

　　另有人持极端性的反对态度，将“以自我为中心”视为法宝，将一切逆反心理都当成“人性解放”、“思想活跃”，否定一切应有的精神秩序。跳来跳去，始终没有跳出小文明的井外。

　　在这样的基础上，无论是搞政治、搞经济还是搞文化、搞艺术，都会带有小农意识、小市民意识的烙印。

　　前时社会上曾有“信仰危机”、“信仰缺失”之说，这是值得重视的。而且信仰的任何淡化、浮化、伪化、空白化，都与小文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都与大文明背道而驰！（2012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毛志成）